七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七常委都有谁？中共一大都有哪些人参加？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31日上午，习近平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从北京乘专机来到上海，到兴业路76号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区黄陂南路374号（原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纪念馆的“一大”原址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上海20年代的典型民居），一栋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宅，另一栋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文博女校。它们的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式的。
“一大”的会议室是楼下的客厅，约18平方米，室内陈设均按原样仿制。雪白的墙壁，朱红的地板，窗明几净。中间放置着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上放着茶杯与火柴盒架，桌周围有12只圆木凳，东、西两侧靠墙各摆着一只茶几和两把椅子，整个会场显得十分庄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0日在这里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了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3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一大”在上海望志路的集会，受到法租界当局的监视，7月30日会场遭到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中止。停会期间，代表们在李达的寓所商定，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8月初，代表们乘火车来到嘉兴，部分代表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带领，先到市区张家弄里鸳湖旅馆落脚休息，并托旅馆帐房雇了游船。
中共一大南湖续会在一艘中型游船上举行，这次会议议程有：审议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审议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全国领导机构。会议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在南湖游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局领导机构。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
党纲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分为两部分，一是革命历史文物展（这将是未来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二是一大原址。博物馆内非常现代化，文物也非常丰富。还可以瞻仰一大代表的照片生平与根据原景复制的栩栩如生的蜡像，以及建党时的珍贵文物、文献等数百件展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过程以及成立后的革命活动。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建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交谈，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要求各派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位于上海的“一大”会址纪念馆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场陈设简朴，气氛庄重。出席者共13人，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
一位老人正在观看“党的一大”代表照片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大会。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7月24日，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连续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环视一周后匆忙离去。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了一大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