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路如何? 索罗斯：特朗普上位是普京阴谋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很久之前，我曾在给朋友们的假日问候信中写道：“今时可不比往常了，愿你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一切安好。”现在，我觉得有必要与世界上的其他人分享这一信息。不过，在此之前，我必须告诉你我是谁，以及我的立场是什么。

我是一个已经86岁的匈牙利裔犹太人，在二战结束后成了美国公民。我早早地明白了，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盛行于世会带来怎样重要的影响。对我人生有着塑造性意义的经历出现在1944年，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侵占了匈牙利。如果我父亲不明白当时处境的严重性，我很可能早就灰飞烟灭了。他为他的家人和许多其他犹太人弄到了假身份;在他的帮助下，大部分人都活了下来。

1947年，我从当时共产党统治下的匈牙利逃到了英国。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一名学生，在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影响下，我发展出了自己的哲学观，以易误性与反身性理论为两大支柱。我把政治体制分为两类：一种是人民选举领导人，让后者保护选民的利益;另一种则是，统治者试图操控人民，为统治阶层利益服务。在波普尔的影响下，我将前者称为开放社会，后者称为封闭社会。

这样的区分过于简化。历史上贯穿着层次不一的“变体”，从运行良好的典范到已经覆灭了的国家，以及许多特定环境中不同层次的政府。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以此来区分两种政体类型很管用。我成为前一种的积极倡导者，以及后一种的反对者。

在历史长河中，我认为当前这一段是痛苦的。开放社会陷入危机之中，而各种形态的封闭社会——从法西斯式的独裁者到黑手党式的政权——正在崛起。何以至此?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是，当选领导人未能满足选民的合理预期和渴望，从而导致他们对主流的民主和资本主义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许多人就简单地认为，是精英们偷走了他们的民主。

乔治·索罗斯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同时致力于推进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原则。此后的主要发展就是金融的全球化，一群认为全球化将增加总体财富的倡议者充当了先锋。毕竟，即便赢家补偿输家，他们还是会有富余的。

(但)这种观点是误导性的，因为它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赢家极少甚至从不补偿输家。不过，潜在的赢家们花了足够多的钱使这一观点得以大行其道。这是自由企业的信徒——或者我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一次胜利。由于金融资本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构成，同时发展中国家几乎无法实现资本的自给自足，全球化象野火一般迅速扩散。金融资本可以自由地移动，并免于税收和监管。

全球化带来了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它缩小了穷国和富国的差距，但加剧了它们内部的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好处主要为占全国人口不到1%的金融资本的大东家们所有。再分配政策的缺失成为了不满的主要来源，而民主的反对者利用了这些不满。但是也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在欧洲。

我曾是欧盟的支持者，从它诞生开始就是。我视它为开放社会理念的一个化身：一个由为了共同利益而愿意放弃部分主权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它的诞生被视为一个大胆的实验，即波普尔所谓的“渐进社会工程”。(欧盟)领导人们设定了一个可实现的目标和确定的时间路线，并鼓动实现它们所需要的政治意愿;他们很清楚，每一步都是走下一步的必备条件。欧洲煤钢共同体就是这样发展成为欧盟的。

但是之后，(欧盟)犯了很严重的错误。2008年的大崩盘过后，这个由平等国家自愿组成的联盟演变成了一种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债务国难以履行义务，而债权国则为它们制定了必须遵守的条件。这种关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

德国变成了欧洲的霸权，却没有履行一个成功的霸权必须履行的义务，即将目光从狭隘的自身利益转向那些依靠霸权的人民的利益。比较一下二战后美国与2008年大崩盘后德国的所作所为：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为欧盟的出现埋下伏笔;德国实施了紧缩计划，服务于其狭隘的自身利益。

东西德统一之前，德国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它总是愿意作出额外的奉献，来调和那些抵制力量。还记得为了满足撒切尔夫人关于欧盟预算的要求，德国做出的牺牲吗?

但事实证明，两德合二为一的代价非常高昂。雷曼兄弟倒闭以后，德国自认为还没有富裕到能够承担更多额外的义务。当欧盟国家财长们共同宣布决不允许其他系统重要性银行再倒闭时，德国总理默克尔选择迎合了选民的意愿，宣布各成员国应该照看好自家的机构。这成为了欧盟分裂进程的发端。

2008年的大崩盘后，欧盟与欧元区的运转日益难以为继。现实情况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描述的情形大幅脱节，但修订条约却变得越来越困难，直到完全不可能，因为根本就得不到批准。欧元区沦为了陈文旧律的牺牲品;而急需的改革只有在发现条约的漏洞后才能实施。欧盟体系就这样变得越来越复杂，与选民也就逐渐疏远了。

反欧盟运动的兴起进一步阻碍了欧盟的正常运转。这些分离势力在2016年取得了重大突破，先是英国脱欧，接着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然后是意大利选民在12月4日以压倒性的票数拒绝了修宪改革的提案。

普京和唐纳德·特朗普

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就连美国——世界民主的旗手——也选上了一位擅长花言巧语和试图独裁的人来当总统。尽管特朗普的言辞已在当选后变得缓和，但他既没有改变他的行为举止，也没有更换他的顾问团队。他的内阁尽是些力不胜任的极端分子和退役的将军。

前路如何?

我坚信，民主将在美国显示出韧性。美国的宪法和政府体系，包括新闻界，足以抵制行政部门的任何越权行为，从而防止潜在的独裁者成为真正的独裁者。

但在短期，美国将受制于内部斗争，而成为斗争目标的少数群体将会遭罪。美国将无法在世界其他地区保护和推进民主。相反，特朗普与独裁者们的关系将更加紧密。这意味着其中的某些独裁者会和美国达成和解，而其余的则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继续独裁。特朗普将更喜欢做交易，而非捍卫原则。不幸的是，此举将令他在其核心选民中大受欢迎。

我尤其担心欧盟的命运，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其政府观念与开放社会格格不入——的影响下，欧盟正变得岌岌可危。普京并非近期发展趋势的被动受益者，而是不遗余力的推动者。他意识到了其政权的脆弱性：它可以开采自然资源，但是无法催生经济增长。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颜色革命”令他倍感威胁。起初，他尝试控制社交媒体。接着，他狡黠地利用了社交媒体公司的商业模式来散播虚假信息和假新闻，误导选民、动摇民主。他就是这样帮助特朗普上台的。

在2017年的欧洲大选中，荷兰、德国和意大利可能会重蹈覆辙。而在法国，两位领先的候选人都与普京关系密切，并且热衷于向他息事宁人。

无论谁胜出，普京主导欧洲都将成为既成事实。

我希望欧洲领导人和公民们能够意识到，这将危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欧盟得以成立所依赖的价值观。麻烦在于，普京用以动摇民主的方法，不能用来恢复对事实的尊重和对现实观的再平衡。

随着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和难民危机失去控制，欧盟已经处于解体边缘，即将重演九十年代初苏联类似的命运。那些认为欧盟需要得到拯救以便进行改造的人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换取一个更好的结果。

本文作者乔治·索罗斯系国际顶尖投资者、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主席。文章由云豹财熵翻译自Project Syndicate，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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