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何为“假”课文 语文教材亟须提高文化含量

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对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

为了救患有阑尾炎的妈妈，7岁的小爱迪生找来几面明晃晃的大镜子，让油灯的光聚在一起，机智地让家中房间变亮，医生因此成功实施了手术。

《爱迪生救妈妈》插图

对于这则出现在人教社小学二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的名人轶事，很少有人质疑它的真实性，直到8年前，数位语文教师开始和它“死磕”。

死磕的理由也相当充分——没有任何一本爱迪生传记提及此事，更何况爱迪生7岁时，医学史上还没出现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

这些年，我们学的究竟是不是“假课文”?漫天的质疑、声讨、抗议，如雪花扑面而来，凝结成一个大大的问号。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步步紧逼的读者，教材编者没有让步，他们也较上了劲。有编者坚决回应，《爱迪生救妈妈》绝非“杜撰”的故事，它是“有来路的”。一部77年前的美国黑白电影，以及一篇34年前的人教版初中英语课文，就是这篇文章的素材来源。

被问号击中的我，扒出编者提及的影片和课文。当看到头戴鸭舌帽的小爱迪生，拿着镜子围在母亲病床前那一刻，我坐在屏幕前长舒了一口气。

至少，这不是一篇“比三聚氰胺更毒的假课文”。虽然救母的真实性仍然难以求证，但最起码，它有源可溯。

要不是读者和编者“掐架”，恐怕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爱迪生救妈妈一事，除了一部老电影，并无其他可以相互佐证的资料，而在故事的原产地美国，普通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这则名人轶事。

不过，除了释疑，编者似乎还大喊了一声“打住!”一个声音冷静地说，“教材可以批评，但不要炒作。”

语文教材中的“假”课文，近期引发持续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众自觉地检视语文基础教育。其实，“假”课文是个案，比“假”课文更多的是“水”课文——语文教材中体现的文化含量不足、中华文化精髓不足，让教材有了“白开水”似的观感。

中国一直有着重视经典的教育传统。直至20世纪前期，许多人仍然是自幼就阅读中国文化中那些最重要的著作——

历史学家顾颉刚3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4岁时叔父即教他读司空图《诗品》，5岁时他就开始读“四书”“五经”。文史专家钱基博9岁读完了“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文学家夏丏尊10岁前读了《左传》《诗经》《礼记》。童年、少年所读的著作，为这些学者后来的学习、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童年、少年时期阅读《论语》等经典，能够读懂吗?对此，学者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五经”以及诸子经典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不读这些著作，就难以真正读懂后来的书籍。“我国古人并不喜欢‘抽象思维’，说的道理常很切实，用语也往往有风趣，稍加注解即可阅读原文。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从前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读的。主要还是要引起兴趣。孩子有他们的理解方式，不能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特别是不能抠字句，讲道理。大人难懂的地方孩子未必不能‘懂’。”金克木的话，非常富有启发性。

自然，孩子对所读经典的内容不可能完全理解，但他们能够有所感受，有部分的理解就足够了，更多的理解是留给未来岁月的。语文是基础，所谓基础应该理解为人的一生的基础。语文教材所选的文章，应该是那些值得人一生回味和思索的作品。不值得回味的作品，是不值得学习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儿童对那些自己完全能懂的东西，也不见得有兴趣，因为这样的内容“没有味道”。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上小学时，教材上的课文是“喜鹊叫，客人到，妈妈去买面，面上一块肉，客人吃了点点头”之类。对这样的课文，他的感觉是：“一点味道也没有，白开水，几乎全是废话。”当时，他母亲教他的诗歌是：“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样的诗歌，七八岁的孩子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但年幼的孙绍振对这些诗歌更感兴趣。有一定难度，孩子才会“觉得有意思，有兴趣，有挑战”，才会有学习的积极性。

语文教材中确实有一些“假”的课文，但这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太简单，特别是课文的文化含量太低。文化的含量低，特别是中华优秀文化含量严重不足，是当前语文教材的一大问题，不应再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