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失独者的十年 这是一场属于失独家庭的聚会

这是一场属于失独家庭的聚会，来参加的父母大都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唯一的孩子。

他们是地震的幸存者，也是不幸者。十年来，丧子之痛在他们身上缓慢而持续地发酵，一部分父母重新生育或者领养了孩子，而另一部分父母，永远失去了拥有一个孩子的机会。

生命何其渺小，所幸亦何其强大，他们慢慢学会了自我安慰，并且自发地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抱团取暖。

聚会是失独微信群友自发组织的，共同的命运将他们渐渐联系到一起。这次来的70几个父母，大都来自绵阳和北川。群友们约定每月的第二个周末聚在一起，吃饭、唱歌、跳舞，这样的活动已经持续了两年。

李涛(中)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到达聚会的农家乐后，她略显紧张地跟群友打招呼。在座的七十多个人里面，李涛只认识带她来这里的马英。

轮到做自我介绍时，她小心地站起来:“嗯…我是老北川的，因为地震娃儿不在了。”说到“娃儿不在了”几个字时，她的语速飞快地略过了，几乎听不清。“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我感到非常地开心!谢谢!”她后面这句话说得大声而激动，脸上挂着笑。

每年的5月是李涛最难熬的月份。2006年5月，李涛的丈夫因鼻咽癌去世，两年后，地震又带走她14岁的女儿。丈夫去世前，一家人在老北川经营一家沙发厂，生活优渥。“当时经济条件好，很多人劝我们再生一个，我们觉得一个女子就够了，她一样可以有出息，一样可以给我们养老。”李涛说。

女儿生前是北川中学的学生。2011年5月，李涛收到女儿的遗体确认通知，随后女儿被迁往北川中学旧址安葬。

孑然一身的李涛也曾急切地盼望再要一个孩子。2009年，她在江油再婚，之后唯一的目标就是怀孕，每个月数着日子，计算自己的排卵期。“我想着，再生一个，至少以后可以有人记住这次地震，有人继续去给我女儿上香，悼念他们，我会给他讲，我女儿至少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上。”

然而从2013到2014年，她怀孕两次，都无缘无故地流掉了，“一上厕所，那个东西就滑下来了。”

2016年，李涛的第二任丈夫又因车祸去世，心灰意冷的她去年返回新北川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以前去江油，就想离得远点，不想看到北川想起那些伤心的事情，没想到最后还是回到了这里。”如今，李涛一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房子当时花了8万元购买。106平米的房子一个人住，显得格外冷清。

凭借多年的经商经验，48岁的李涛在新县城顺利找到一份售货员的工作。“以前我不愿意走出来，回北川后，我想到我女儿和她老爸原来都那么坚强，我也应该那样。”售货员工作朝九晚九，工作之外，李涛没有娱乐活动，在努力把生活填满的同时，她也一直封闭着自己。

她还用女儿的QQ留言，也看女儿同学给她的留言，“希望她跟她同学一同成长，其他的赶不上，我就只种菜。”李涛每天精心计划偷菜的时间，甚至半夜起来种菜偷菜，帮女儿把级别玩到了最高。后来这个游戏不火了，慢慢没人玩了，她还坚持每天玩，一直到坚持到2017年。

十年了，提起女儿，李涛还是泪水纵横。2006年，李涛的女儿因文艺成绩突出，被绵阳艺校录取，但父亲去世，女儿决定留在北川中学念书陪伴母亲。李涛至今耿耿于怀:“去了绵阳就不会遇上地震了。”头几年，李涛怎么也想不通，整夜失眠痛哭，“闭上眼睛就是女儿去世时举手护头的样子”，甚至想过从北川老房子的5楼跳下去一了百了。

家里被李涛擦拭得一尘不染。女儿生前用过的电脑和吉他端正地摆在书房里，旁边柜子里放着女儿的被单，“女儿身上干干净净的，被单一直没有洗过，上面至少还有她的味道。”这些都是她在震后返回北川背出来的。

4月14日，李涛终于在好友马英(右)的鼓励下走出家门，参加失独群友的聚会。之前9年，李涛穿的衣服只有黑色，去年起，她开始尝试穿浅色的衣服。聚会这天，李涛特意穿了红色大衣，配上白色珍珠衬衫，喇叭裤，黑色的小书包上挂了红色配饰。

“我现在只想努力，尽量把我的后半生过好，过得有尊严。”李涛总说自己是阿Q精神，暗示自己都过去了，“丈夫和女儿都在天上看着自己”，即便在谈起地震忍不住流泪的时候，她的嘴角也总是努力上扬的。

一进陈川马英的家里，最显眼的是阳台上摆放的6盆花，“能怎么办呢，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太需要生命了，要养点活的。”陈川望着阳台的花草说。他们的女儿和李涛女儿是同学，在地震时被砸中头部遇难。当时陈川根本认不出女儿的遗体，最后是马英通过穿着认出了孩子，“惨得不得了，我不敢照照片”。

地震后，马英在临时帐篷里躺了三个月，“眼睛直鼓鼓盯着帐篷顶，脑袋是瓜的”。2011年，夫妇俩搬到新北川，女儿遇难的6万补偿金，几乎全部用在房子装修上。“装好一点，就像女儿陪着我们一样，这是女儿拿命钱送给我们的。”马英说。

没有孩子在，家里总是显得冷冷清清的，即便是夫妻两个人坐在一起，也时常是沉默地看着电视，或者各自刷手机。

地震后，在外务工的陈川连夜冒雨走了100多公里山路回北川。5月14日赶到北川中学时，他的脚已经肿到膝盖，袜子嵌进肉里，完全失去知觉，自此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

陈川的病无法痊愈，只能靠药物维持。常年的病痛折磨，让他瘦成了皮包骨。大剂量的激素药让陈川变得脾气暴躁，夫妻俩经常爆发口角。“有一次我把电视和冰箱全砸了，本来我们家就没钱，但我真的控制不住情绪。”陈川说。

每天上工前，陈川会早起做饭。因为药物和地震的打击，他的记忆力严重衰退，马英只能将做早饭的要点写下来贴墙上。在工地做监工的陈川会随身携带一部小相机，每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将白天拍的工作照片存进电脑里，“不然过两天人家一问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事。”

除了每个月政府补助的650元失独补助金外，陈川庆幸现在还有体力外出做零工，一个月赚上2千来块钱，支付自己的医药费。

妻子马英身体也不好，她腰上有伤，无法外出工作。两人的医药和检查开销对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