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通讯有望恢复运营 中兴通讯事件始末
上周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面对全国》(Face the Nation)节目中，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签署这样一项协议时，卢比奥表示：“大多数国会议员已经开始了解中国的威胁，国会正越来越多地承诺要针对中国对美国采取的行动采取一些举措。这（提出这样一项议案）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卢比奥是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他在5月25日发表推文批评了特朗普的协议。周日，他参加了两个政治节目，表示他预计美国国会将采取措施阻止中兴和华为等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他说，它们的设备可用来帮助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和窃取美国公司的秘密。
卢比奥称：“这些公司都不应该在这个国家运营。没有一家例外。它们被用来从事间谍活动。”
周一，中兴在亚洲供应商的股价出现上涨。在香港上市的摩比天线技术的股价在反弹之前一度下跌了5.3%，该公司有约46%的收入来自中兴。在中国股市，新易盛和中富通的股价均上涨了1%以上。自今年4月以来，中兴通讯的股票已暂停在深圳和香港的交易。
“用于间谍活动”
卢比奥表示，他在周五晚上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他认为，尽管美国政府希望对中兴违反美国的制裁给予惩罚.，但他希望有更广泛的举措，以阻止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并迫使美国企业为了在中国做生意而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
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本周（This Week）”节目中，卢比奥表示：“让中兴这样的公司破产，是一种足以让中国做出回应的重要后果，并明白我们是认真的。”
美国参议院于5月24日发布了一份国防政策法案，其中包含一项条款，要求特朗普政府在就中兴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必须向美国国会证明该公司在过去一年中没有违反美国法律，并正在配合美国的调查。
该条款是美国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提出的，他说：“如果特朗普总统不把我们国家的安全放在中国就业机会之前，国会将会采取两党合作的方式来阻止他。”
另外，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中兴的技术，并禁止美国国防部与那些与中国企业有合作的供应商续签合同。
这一法案还将适用于其它几家中国公司，包括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事件始末
2017年3月，中兴通讯与美国政府就出口管制调查案件达成和解，中兴通讯支付约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中兴通讯的3亿美元罚金被暂缓，是否支付将依据未来七年中兴对协议的遵守情况而定。这是中国企业收到的来自美国政府的金额最高的一张罚单。
2017年4月，我们赴位于深圳的中兴通讯公司总部，与公司合规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沟通；我们请中兴公司有关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中兴事件专题座谈会；我们搜集了美国政府公开的有关文件。由此，我们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反思中兴通讯案例，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经济高度全球化时代全球型公司的竞争方式，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以合规为基础的全球竞争力，也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企业走向世界。
事件始末
根据美国商务部网站的信息显示，中兴通讯自2010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在知晓美国依据《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对伊朗长期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仍将内含美国制造的受限类配件和软件产品出口到伊朗，以获取伊朗公司的合同并参与当地庞大通讯网络的供应、建设、运营及服务，这些合同金额达到数亿美元。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通讯提出的三项指控包括了串谋非法出口、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
事实上，早在2012年美国政府就对中兴通讯立案调查，但直到2016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简称“BIS”）才正式将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并采取具体管制措施。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中兴通讯在应对美国政府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失误。
1、美国有关部门对中兴通讯启动调查前，公司领导对于贸易管制合规不了解，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2012年3月，美国德克萨斯州法院最先给中兴通讯在美国的子公司发出传召函，针对中兴通讯立案调查。此前，中兴通讯法务部在2009年就预计公司将在出口贸易中面临风险，在2011年8月25日向公司领导层提交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后来又应领导要求制定了《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可惜这两个文件没有得到落实。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份文件落入美国政府手中，成为中兴有意规避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证据。
2、2012年收到传召函后，中兴内部面临对抗调查还是配合调查的选择，公司也分成了两派：主战还是主和。“主战派”担心公司的声誉财产受损，认为中兴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应该采取抵抗的态度，不需要配合美国政府的调查。最终，“主战派”占了上风。
2013年11月份，在美国监管机构已经在调查中兴违规的情况下，中兴决定恢复与伊朗的交易。为规避美方监管，中兴找到了一家无锡上市公司作为隔断公司，替中兴跟伊朗做出口。中兴是通过国内贸易的形式，将产品卖给这家中国公司，这家公司再卖给伊朗。对美方监管机构而言，这相当于一方面谈和解，一方面顶风作案。
3、2014年，中兴通讯公司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去美国时在机场被扣下来检查，美方在与该高管同行的秘书的电脑里面发现了涉及“规避方案”的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最终成为美方指控中兴违规的最重要的证据。
4、2016年中兴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和解，美国政府聘用第三方进驻中兴调查。但是中兴公司非常不适应这样的调查，担心泄露其他信息，所以在调查的过程中，试图隐瞒相关信息。这导致美方十分不信任中兴公司。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提出的三项指控不仅包括串谋非法出口，还包括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并据此判决中兴支付约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还有可能对中兴通讯索取3亿美元罚金。在处理整个事件过程中，包括CEO在内的中兴通讯三位高管被迫辞职。
5，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兴通讯重塑合规管理体系的重要契机。调查事件之后，中兴通将合规管理提升到新高度。2016年以来，中兴已经在组织架构上设立了由CEO领导的“合规管理委员会”，将合规职能与法律部门分离，保证合规部门的独立性；并于2016年11月聘请曾在美国工程公司Kellogg Borwn & Root任职的Matt Bell，担任中兴通讯的首席出口合规官和法律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