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进入全面爆发的新周期
2016年，以阿尔法围棋(AlphaGo)战胜韩国棋手李世石赢得“人机大战”为标志，全球掀起了一波人工智能浪潮。今天，这一技术的核心特征正不断被提取出来，与金融、医疗、零售等各行业相融合，人工智能进入全面爆发的新周期。
随着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机器深度学习等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正逐渐成为下一个改变大众生活的概念。自动驾驶汽车、个性化精准化医疗和教育、个人虚拟助手……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许多领域，变革式发展一步步出现。
“人工智能是一场效率的革命，而不仅仅是效率的增强”，科大讯飞联合创始人、轮值总裁陈涛在近日举行的光大控股投资年会期间如是说。
以医疗领域为例，陈涛介绍说，科大讯飞于2017年研发出的人工智能医生，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便学习了53本医学教科书、200万份医学病例、60万份前沿性文章，并在全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中得到456分，超过96.2%的考生。该考试满分为600分，360分是及格线，每年参加考试者约50万人。
中国线上零售业发达，该行业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也十分紧密。每日优鲜创始人兼CEO徐正表示，该平台瞄准消费者的生鲜、蔬果等日常高频消费，有些用户每年在该平台消费40多次，其中重复购买的商品很多，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对用户的消费习惯和选择进行预测。
与此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模拟计算还能有效降低货架损耗率。徐正表示，目前每日优鲜的损耗率仅为1.5%，远低于传统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由此不仅提高了用户体验，还提高了产业效率。“这就是‘双杀’，既提高收入又降低成本，不断把中间让度出来的(利润)空间再给到用户和供应商。”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发展尤其迅速。清华大学日前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显示，去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其中以生物识别、图像识别、视频识别等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视觉市场规模最大。
作为国内知名人工智能行业企业之一，科大讯飞在智能语音及语言技术方面颇有建树。陈涛表示，相信人工智能可以为建设美好世界发挥巨大作用，该公司将推动相关技术与更多生态、更多实体经济相结合，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陈涛同时指出，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要做到“顶天立地”。以其所在公司为例，一方面，要把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技术坚持做到世界领先;另一方面，“只有伟大的产品而不会存在伟大的技术”，还要把相关产品落到千家万户、沉到各行各业。
光大控股董事总经理、新经济投资负责人艾渝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算力等基础。据统计到2020年中国数据产业将占全球20%，成为世界数据资源大国，这为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与此同时国内相关企业也存在估值过高等一定程度泡沫化现象，投资者对此须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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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引发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对现有的人类伦理与社会秩序造成一系列影响，带来诸多伦理与社会治理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起“人—技术—社会—国家”的分析框架全面审视和研究人工智能社会。
其一，妥善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研究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秉持“人本”理念。“人本”观念萌芽于古希腊时期，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最初属于哲学范畴，之后人本观念才逐渐被扩展至政治、经济和管理等领域。
时至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技术的关系仍然是需要从哲理层面予以阐释的基本问题，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秉持“人本”理念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人类之问。仍要关怀人工智能时代现实人的生存方式及生活价值，从现代科技发展、人的现实境遇、内心世界及文化境况等方面研究人的问题。要在“人—技术”的互动关系中找寻人与技术的协调发展，尽可能趋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其二，妥善处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维持社会良好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必然引起社会变迁，从而形成智能社会。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地理空间上的流动很大，已经从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扩展到国际流动。在智能社会促进的社会变迁到来时，社会流动性会更强，不仅是人口的流动，还有资源的流动、技术的流动和文化的流动等。人工智能帮助人们提高生活质量，更好更快更便捷地进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促使新型社会状态的生成与嬗变。这个过程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人际交往模式、职业模式等。
同时也需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将解构现存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新型社会秩序的构建将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如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存在着两种观点。一部分人认为，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大部分劳动力失业，机器代替人工，使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即将到来的智能社会也会出现此种状况。而另一部分人认为，这种不平等只是暂时的，下岗的劳动力虽然失去了工作机会，但是通过学习新的知识技能再就业，适应社会发展，长期来看依然平等。
事实上，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助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为人们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机会，也会引发就业问题而影响社会稳定，甚至会因技术垄断而加剧社会差距、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因此，在从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过渡的社会变迁转型期，政府应该前瞻性地供应保证机会公平的法律制度，加强人们技能教育和培训力度，减少“累积性不平等”，为智能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另外，大数据带来的资源多样化趋势，加剧了不同群体、不同单位和不同部门之间人群的利益多元化趋势，促进不同主体明晰利益边界，使利益目标更加独立。同时又存在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问题。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利益需求和生活目标多样化，因此需要建立健全与传统体制不同的智能社会利益协调与整合机制。
其三，妥善处理技术与国家的关系，研究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提升治国理政能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人类颇难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需要提升国家和政党的治国理政能力。
智能社会有利于建立更为自由的公众舆论平台，为民众自主政治参与提供了更为宽松的舆论氛围和技术支持，同时也拓展了公民及新兴利益群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社会空间，这必将对政府治理、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民主法治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协调和解决社会利益矛盾的最重要、最文明的机制，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发展和完善民主法治依然是重要课题，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制度以妥善处理智能社会中技术与国家的关系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系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