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宪：无须与西方政治体制“对表” 如何理解？

中国修宪无须与西方政治体制“对表”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天高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次修宪涉及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调整国家主席、副主席任职规定，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等内容，是本次人大最受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

中国酝酿重大决定时，西方一些人总要来插一杠。不过这次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西方不少舆论认为修宪是中国内部事务，应由中国自己决定。当然，西方也有一些人表现激进，热衷拿中国的修宪与西方政治体制“对表”，这类表演的目的更像是要吸引眼球。

这些西方人故意回避了两大事实。一是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面临着内外诸多重大挑战，需要宪法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改。目前全世界的主要国家纷纷调动自己的政治资源，强化国家决策能力。中国做出包括上述关键点的修宪，首先来自中国发展内在需要的推动。

二是团结与稳定是人民幸福的源泉，这种观念经历了洗礼，在中国深入人心，而且中国人知道，它们都不是白给的，需要党中央带领全社会精心守护。

中国人民希望生活在一个繁荣发展且持续稳定的国家里。这些年我们看尽不同国家的兴衰，还有民族命运的跌宕，我们尤其注意到有西方国家背书的那套体制用到发展中国家时纷纷走样，生出各种惊人的恶之花。

我们对中国这么大社会创造性地保持了长期稳健的崛起而庆幸。我们越来越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越来越坚信、珍惜中国道路最关键的秘诀，那就是在每一个时期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在今天和今后就是要坚决跟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走，不问风雨，不管挑战和诱惑来自何方。

新中国70年前建立时物质基础薄弱，一开始我们大体接受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开放后我们坚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国家推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过程中我们认真处理了耳听八方和独立思考的关系，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独立政治思维的能力有多强大，是中国接下来走多快、行多稳的关键。

中国当下面对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是独特的，中国的主要现象很多是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的，中国要想继续成功下去，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建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形成中国特色的一整套思想及制度成果。中国的做法好不好，先进不先进，只能看它对中国时代使命的对应和促进程度，通过对实际效果的全面科学评估来确定。

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自觉。改革开放以来，外界的海量信息影响、冲击了中国，但总的来看，中国驾驭了那些信息，而没有被那些信息淹没，我们的集体政治智慧不断得到磨砺。这当中党中央的领导力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次修宪来得很及时，就是因为它在新时代的艰巨任务刚确定下来的时候，对指导思想、党的领导、领导体制、监察体系的完善都通过修宪做了巩固。

这是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中国全社会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一些西方人搞不懂中国民意的基本逻辑，却总想对中国指手划脚，不能不说，他们缺少一些面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伟大社会实践时应有的客观和谦逊。

学者：如何理解中国修宪?

两会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里程碑，其中被外界认为难度最大的政治改革稳健、迅速地推进，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然而部分西方媒体的所谓“中国观察专家”却错误理解了宪法修正案关于取消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规定的意义，一叶障目地惊呼中国将进入“终身统治”，却对真正将影响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改革举措视而不见。

当地时间4月2日，美国老牌媒体《华盛顿邮报》网站在评论版以《Why Xi's lifting of term limits is a good thing?》(取消任期限制为何是件好事?)为题，刊登上海风险投资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理事会理事、研究员李世默关于中国此次修改宪法重大意义的英文文章。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正式赋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的一致性，意味着中国政治顶层治理结构完成转型，使党和国家在制度上密不可分。既然中共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政治机构，这项改革必然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中共早已明确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并落实了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数十年来，中国各级党组织在正式与非正式机制结合下，既有党章明文规定，又有惯例可循。

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是中国建设性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意义重大。这一系列改革从2012年十八大、特别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出台并得到落实。党与国家合而为一反映了中国政治治理的重大转型，具有深远意义。如今的宪法改革，反映该转型取得了圆满成功。

从1949年以来，共产党的领导一直处于新中国政治基因的核心部分，但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中国体制经历了成长期的阵痛。中国最初实行党政分开的苏联模式，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并驾齐驱，但实际上还是党领导一切。这样的制度安排带来了结构性矛盾。

40年前当邓小平开启改革时，他考虑到文革后特殊的政治环境，推行党和政府行政分工。当时的中共刚刚脱离混乱，原先的领导干部全都来自计划经济背景，中国迫切需要引入市场经济。在邓小平政策感召下，一批年轻有为向前看的治理者有力地执行了各项改革措施。更重要的是，邓小平集中精力重新树立党的各项规章制度。

此后数十年，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最多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改善。

今天的中共向前迈进，站在中国政治治理舞台的中央。此次修宪把党的领导从宪法序言写入正文，进一步巩固了中共的政治核心地位。在治理层面，此番改革创建了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个超级机构专门负责打击腐败。作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延伸，它将把纪检委过去五年的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制度化。

正是在此背景下，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举措具有重大意义。既然党是最高政治领导，那么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分开难免产生矛盾和困惑。随着中国逐步崛起为世界大国，国家主席职位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对外交往中——也大大提升。对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的任期做出相匹配的制度安排，确保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对内将建立更高效、更连贯的治理结构，对外将确保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行为更透明、更可预期。此举显示，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到当前阶段已趋成熟，可以自信地向世界展示其决策机制和权责安排。

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很好地结合了原则性与灵活性。从原则上否定终身制，辅以集体领导制和干部离退休规定，足以防止错误的人不受约束的终身统治。但离退休机制的灵活性又允许合适的领导人延长领导任期。

可以说习主席在过去五年里为中国所做的事，超过了美国近三任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从冷战结束至今25年来为美国所做的事。这三位美国领导人坐拥冷战胜利带来的巨大红利，却未能在任期内有效地推动改革，反而制造了伊拉克战争的灾难，更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白白浪费了历史给予美国的天大优势，使国家陷入失能的困境，有逐步失去世界领导地位之虞。而与此同时，包括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民调在内的许多调查都一致显示，习近平是世界各国最受国民拥戴的领导人。

中共的政治改革绝不意味着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恰恰相反，党的全面领导和核心地位才是中共治理哲学的主题。

如今，中国社会上下需求的反馈机制和渠道逐步健全。正是因为民众对污染治理表达出迫切希望，政府才如此高效地采取行动，仅用了三年的时间便大幅改善空气质量。相比之下，伦敦、洛杉矶等西方大都市在不断去工业化背景下，花了数十年才取得同样的成绩，而中国仍然是蓬勃的工业强国。

习主席连任国家主席的任期刚刚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五年来，既然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人们自然会真诚期待中国在他领导下保持更长时间的繁荣。相较之下，自由主义民主在当前状态下根本产生不了有他一半好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