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一种 “向下”的写作 AI写作的时代到来了吗?

呼唤一种 “向下”的写作

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散文的主流是文化大散文。这种散文，大量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应该说，这种散文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变了当代散文的一些面貌，但也存在着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当散文一再地被历史史料和文化感慨所捕获，带着个人发现的“记述”反而成了稀有的品质。在这个背景里，我更愿意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所谓“向下”的写作，就是一种重新解放作家的感知系统的写作，使作家再次学会看，学会听，学会闻，学会嗅，学会感受，和生活的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重新建立联系。而当散文重新回归具体、细小、卑微、密实之时，相应的问题亦随之而来：散文这一似乎没有门槛的“轻”文体，该如何抵达精神思想的宏阔深邃呢?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散文易学而难工”(王国维语)。因着散文是亲切、平实和透明的文体，话语的姿态放得很低，结果，那些轻飘的感悟、流水账般的记述、枯燥的公文写作、陈旧的风物描写、堆砌的历史资料，都被算作是散文了，这在当下的散文写作现场里俯拾即是。并且，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但承认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在多数人眼中，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

这种“太容易”所造成的散文数量的庞大，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我一直认为，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但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的力量。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的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自1992年以来，他每年都花12至16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学生讲《我与地坛》。一篇散文，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如果这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没有一些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联的精神秘密，那是难以想象的。而《野草》，更是因着它阴郁、决绝的存在主义意味，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也仍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惟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象)，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甚至一些散文，如我所推崇的台湾作家陈冠学的《大地的事》，它看起来只是关乎田园琐事，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事或许是轻的，但生命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量。

正是因为这样的散文让我们摸到了作者的“心”，有了“心”这个隐秘的维度，它的精神空间才变得宽广和深刻。而当代的散文，普遍的困境就是只有单一的维度，它的轻，就在于单一，除了现实(事实和经验)这一面，不能给读者提供任何新的想象。在一个散文写作日益泛滥的时代，重新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重申写作的生命维度，才能使看似“轻”的散文成为发人深省的“重”。

AI写作的时代到来了吗?

泪痕也模糊得不分明了

我的生命是艺术

有黄昏时西天的浮云

用残损的手掌祈求

以上诗句出自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2017年5月，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2018年10月，艺术家皮埃尔·福特雷和团队让AI程序学习了14到15世纪的15000幅肖像画后，AI程序绘制作品《埃德蒙·贝拉米画像》，在佳士得拍出300万人民币的天价。

在此之前，AI下围棋、驾驶汽车、管理金融系统，虽然技术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但都不至让“人”失去价值，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AI无法替代人完成艺术性、创造性工作。于是，当小冰像模像样写诗，AI能画画的新闻见诸报端一时让人惊叹不已。

那么，AI程序可以写作小说吗?AI写作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以后还会有艺术家、文学家存在吗?近日，科幻作家陈楸帆携新书《人生算法》与创新工场CTO王咏刚、中华电子游戏研究协会研究员刘梦霏就这些话题展开了讨论。陈楸帆的短篇小说集《人生算法》中正有一部分内容由AI写作完成。讲座现场

AI能否独立写作?

创新工场CTO王咏刚原为谷歌工程师，长期从事AI相关程序研究。对于AI写作的现状，他举例道，美国人有在尝试用AI写哈利·波特，写了一章全新的哈利·波特，打眼一看，确实像模像样，这章故事里全是哈利·波特中的人物，人物间打架的桥段也描绘得十分精彩。但是，如今的AI写作或是AI绘画，都是在学习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的一种浅层模仿。

有过前期的了解后，王咏刚爽快答应做一个AI产品，来模仿陈楸帆的写作。AI写作需要训练，它的训练数据就是陈楸帆过去各种各样的小说。经过学习后，AI程序学到了陈楸帆在用祈使句时爱用什么句式，陈楸帆写一个人干什么事情时爱用什么形容词或者副词。掌握了这些关于词、关于句的“统计规律”，待到进入写作环节，这个AI程序会从大量的语料中随机找一些词，把这些词按照陈楸帆的写作规律拼接在一起，形成一些句子。例如，当陈楸帆写到“此人大吃一惊……”，他自己大概率在后面会写一些什么样的事，AI程序能够学会这种规律，并拼贴出完整句子。

尽管写出来的句子最初看过去非常相似，但是，多读一些，就很容易识别出哪些是机器写的，哪些是人写的。机器写的句子往往在50字、100字以内让人惊讶，但是把长度扩展到200字、500字时，涉及到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关系时，就会让读者感觉莫名其妙，像小学生写的。因为目前AI写作的篇幅长度有局限性，大概是100字左右，很难学到更为长远的、全局性的谋篇布局。在我们平时读的小说里，作家常常会在一些地方埋下伏笔，又或者描绘一个行动后，人物有什么样的心理变化，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但这是目前世界上所有AI都还学不会的技能。

现在的AI写作情况，是一种“初级的机器辅助写作”，给AI一个关键元素、关键词，AI能够从数据库中检索，找到历史上所有涉及这个词语的文本。例如，单写一个“云”字，AI就能查到不同时段、不同地方描绘“云”的不同方式，用穷举法为作家提供选择。

与文学相伴的还有文学评论，AI能写文学小说，能否写文学评论?王咏刚介绍道，现在的AI已经能做一些评论，它会指明小说中的某一段或是某一句与历史上某个科幻小说家的某一本作品中的桥段非常相像;还会进一步分析出，这篇小说的前三分之一在某几种风格之间徘徊，后三分之二脱离了这个风格，走向另一种风格。这也反映出，所谓的文科、理科、工科在未来可能不会有非常清晰的界限，原来被理解为“文科”的文学、文学评论，会和理工科发明创造的机器关系越发紧密。AI会给人性、性别带来什么?

如今，在各种经济流程、商业关系中存在的AI程序，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部分工作，但这些都尚属“弱人工智能”，它与科幻小说里无所不能的人工智能有清晰的红线：“弱人工智能”只是一个工具，像我们生活中用的计算器、电脑一样，它是我们完成工作、提高效率的工具，它只能在某个领域、某个工具性的事情上做得更好。

今天，绝大多数的AI科研者都认为未来10年、20年内，人类还不会遇到那个有情感、能和人谈恋爱的“强人工智能”。不过，在这个“弱人工智能”时代，AI仍有很多机会，比如无人驾驶技术、辅助医生诊断、治疗技术，再如帮助老师为孩子设定出更适合个人的课程教学方案。

《人生算法》一书中，收录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对于AI发展前景的憧憬，那个科幻世界中既有男人生子，也有女同性恋生子等等。那么，AI的未来会给人性、性别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它会让社会更具多元性吗?对此，王咏刚和陈楸帆的看法有所不同。《人生算法》

王咏刚少时在中国接受的基础教育，因而形成一种先天概念：男生和女生的某些兴趣点确实不同，但是在他儿子身上，他发现情况有所不同。他偶尔会给孩子们玩程序员游戏，让5、6岁的小朋友们拿几本书在3个椅子上搬来搬去，玩汉诺塔游戏，这实质上是经典的递归问题。他发现，自己儿子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表现非常感性，会直接去寻找一些捷径，但有一位同龄的小女孩，基于自己的逻辑思维，一步步递推解决了问题。如果游戏难度加码，小女孩和小男孩的差距还会更大。这也启发我们，男孩、女孩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本质区别，因此，认为女孩不适合去编程序、不适合理工科学习，实则不然。但最终社会所形成的结果，比如程序员里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这就是社会对教育环节、教育认知的灌输，鼓励或不鼓励他/她做什么，最终造成目前的局面。

在这一维度上，AI技术显示出优势，相对来说，它难以被社会性、人性、社会结构、经济规律影响，而是一种纯技术。用AI来解决教育问题时，它也只会关注教育，不会受太多传统思潮影响。如果我们让AI一起帮助小朋友学习，会发现AI是相对公平的老师，它在教小朋友的发散性上、多样性上会变得更好。

对此，陈楸帆的观点不尽相同，他提及美国曾有公司用AI程序筛选简历，再向HR作推荐。目前，社会上非常多人存在性别歧视、偏见，AI也会习得这一规律，可能会越来越被导向推荐男性的简历，反而加重了性别的歧视或不平等。所以，在一个平等、开放、多元的地方，AI程序或者科技可能会助长平等的观念;但是在不平等、存在偏见的地方，科技反而会助长和加大不平衡的歧视。诚如古语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水土决定科技最后的用处，决定了它最后是助长还是抑制社会习俗与偏见。为了抑制科技使用之弊，应当从科技的角度、从人文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设定一种机制，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