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3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进行到第二天。这一天，参会者将面临博鳌论坛期间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天。一共有16场分论坛、6个圆桌论坛以及5个嘉宾专访，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WTO改革、AI、养老、服务业、能源、金融、制造业等多个领域。

参会者们时常会陷入分身乏术的困境。他们急匆匆地在东屿岛大酒店、BFA国际会议中心以及媒体新闻中心之间穿梭，希望听到最新鲜、最精准的观点。

很多参会者会期待听到有关房地产税的一些答案。继昨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表示“找不到开征房产税的理由”后，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27日隔空回应了吴晓求。贾康认为，比照国际经验，从实践和理论上来说，征收房地产税是没有硬障碍的。

即便没有法理障碍，房地产税在目前的研究过程中依旧存在分歧。在有关免税部分的扣除安排方面，贾康追问，能否单亲家庭扣第一套房，双亲家庭扣两套房?在他看来，家庭的第三套房开始征税，这是接受度比较高的而且也相对宽松的方案，能争取形成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更多的参会者则关心中国经济的未来。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经济能否应对自如?人们期待一个答案。

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是不改革、不开放带来的风险。在他看来，开放的第一个本质就是“引狼入室”，愿不愿意引狼入室、愿不愿意与狼共舞、愿不愿意培养狼性，就是检验你到底是不是真开放;开放的第二个本质是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下一步的开放要推动规则等制度性开放，说明下一步首先是经济规则、社会规则、可持续发展规则要和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其次就是要规治，有好的规则，还要有好的治理;开放的第三定理是开放的动力，即压力、危机和挑战。

在张燕生眼中，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意味着危和机同时并存。“究竟对中国是危还是机，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把自己的事做好，把改革开放的事情做好。”张燕生说。

开放不仅仅是学者们的期望，更是行业和企业家的心声。

在服务业领域，开放带来的生机正在涌现。服务业包含医疗、保险、餐饮、旅游、金融业、电信计算机信息技术、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北京是全中国唯一的服务业开放扩大的服务试点，在北京市长殷勇看来，服务业开放是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

殷勇的期待是，希望通过服务业的开放，实现三个目标：促进三大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促进就业、提升对内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在就业问题方面，殷勇介绍，今年最重要的就是稳就业，全球服务业就业的人口占全球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大概是50%，其中发达国家占75%，不发达国家占20%多，中国目前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占总数的45%左右，这个比例还在稳步的增长。殷勇注意到，中国经济从2位数的高速增长到现在保持中高速6到7，就业一直保持在每年新增1300万新就业机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服务业提供的。

对于服务行业内的外资企业来说，又是怎么看中国这个市场的?两三年前，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陪同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的时候，他期待了解的是，中国在开放金融市场的过程当中，保险是不是肥肉最大的一块。而现在，他想要知道的是，能不能进一步开放，加快许可进程?

奥利弗·贝特在27日一场名为“服务业的开放”的分论坛上介绍，中国的三大家保险公司占有整个利润的2/3，对外企来说竞争特别难。目前，整个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占比不到3%，如果加上合资企业，比重仍然不大。他认为外资企业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还是很小，他期待着进一步的开放。比如目前许可的进程非常慢，需要要各个省份申请牌照，这个过程还需要优化。

当然奥利弗·贝特也承认：“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欧洲花了30年才做到这一点。” 他感受到，习主席在此方面还是做了很大推动的。同时，他的诉求依然强烈，他需要各省尽快地落实开放政策，因为“如果考虑到数字化经济的话，市场是国际化的，不能在北京一个数字化的解决方案，上海是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外资企业还对外商投资法抱有极大的热情。一家名为霍尼韦尔的外资企业早在1935年就曾进入过中国，改革开放前的1972年又再次回到中国扎根，从此在中国30多个省份建立办事处、投资公司等。其公司中国总裁余锋对经济观察网介绍，中国已经是霍尼韦尔除美国外最大的市场，他们已经在中国拥有20多个制造企业，一万多名员工。

余锋对于中国的开放，特别是新进通过的外商投资法态度积极。他认为这是鼓励创新、鼓励合作、保护知识产权的做法。他现在的期待就是早一点看到外商投资法的细则。“从现在看来它增加了透明度，也鼓励企业之间正常的交往、正常的技术转让，这是非常好的。我们也相信细则出来以后，会进一步的让中国更开放一点，进一步的鼓励企业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良好的互动，那么也能促进整个中国的经济能够进一步的发展。”余锋说。

而当外资企业迫切希望得到更多中国开放的利好消息时，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们的参会代表们则担忧自己可能面临的挑战。贾康分析，从市场上来讲，中国前些年被外商最开始看中的一些比较优势在褪色，比如低劳动成本、拿地比较便宜等。

但贾康认为民营企业依旧可以从中获得机遇。他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形成集群产业链的职工素质、政策更接近国际惯例、法制化水平不断在提高，外商进到中国出手投资的企业往往是一些比较有产业素质水平的企业、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企业，而非一开始那种低端产能的企业。

“这样一来，大量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是可以跟着外商进来投资的机会一起做配套，不是直接是对撞式的竞争，中国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可以找到自己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新经济里边不排除垄断的因素。不是像过去一样排斥小微企业，会带着小微企业有饭吃。”贾康说。

可以确定的是，全球化的趋势并不会因为存在担忧而停下脚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一个全球的竞争格局。”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随着企业不断的发展，融合和竞争之间的界限难辨。所以不管是什么所有制，民营也好、国营也好、外资也好，那么今后在创新，在可持续发展当中，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去。

正如经常被参会者期待见到的董小姐所说，没有挑战的企业往往依赖于外部的政策或者舒适环境，这不叫做企业。“创新才是最根本的东西。”

当然，最让参会者期待的还是3月28日上午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他们期待能从中找到一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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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在这里拉开帷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代表以及1448名媒体记者开启了为时4天的“博鳌时间”。

“开放”成为了博鳌论坛不得不提的关键词。有声音认为，博鳌亚洲论坛成为了中国落实新一轮开放承诺进展的窗口。开放不断深入，面对巨大的中国市场，外资企业特别是外资金融机构还有哪些期待?

首家养老保险公司获批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去年此时，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曾作出如是宣示。

随后，包括扩大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股权比例等系列金融措施被提出，而这些措施正在被落实。

就在3月27日，中国银保监会同意了中英合资的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筹建首家外资养老保险公司恒安标准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此外，银保监会还宣布，近期还批准了美国安达集团增持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香港友邦保险公司参与跨京津冀区域保险经营试点。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以来，银保监会还批准了新加坡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筹建中山分行、台湾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筹建上海分行、中法合资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筹建山东分公司、中美合资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建重庆分公司等8项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筹建省级分支机构申请。此外，还批准外资银行、保险机构增加注册资本或营运资金共计108.72亿元。

而就在2018年，外资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金融市场：UBS AG(瑞银集团)增持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比至51%，成为首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美国运通获准在中国建立银行卡网络。万事达卡也正寻求在中国支付市场分一杯羹。

此外，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外商投资法，表明中国将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保护外资合法权益;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

外资金融机构期待什么?

面对一年来中国的“开放”怀抱，外资企业是否满意?新的窗口期到来，他们又有哪些期待?

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奥利弗·贝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在“服务业的开放”的分论坛上，奥利弗说，在中国要特别大规模才能赚钱，中国的三大家保险公司占有整个行业利润的2/3，对外企来说竞争特别难，整个外国保险公司的市场占比不到3%，如果加上合资企业的比重也仍然不大，换句话说外国企业发挥的作用很小，如果进一步开放我们很高兴，我们会先得到国际的牌照，但是许可的进程非常慢，我们要各个省申请牌照。希望能把牌照许可流程简单化。

奥利弗认为，外资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在养老金管理等领域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和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也注意到类似问题。数字显示，中国银行(3.710, -0.02, -0.54%)业外资占比从入世初的3%下降到了现在的1.6%，行业竞争缺失、管制过多、行政僵化，是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的阻力。

李扬在谈到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时表示，他观察服务业的发展有三个环节要注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制度，允许不允许外国进来?其实我们去年在博鳌论坛上，习主席宣布金融业10几个领域的开放，今年的两会通过新的外商投资法，确立了中国在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规则，以及补贴等等要逐渐的去除等规则层面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开头。 第二就是营商环境，外资进来是不是能够赚钱，能不能进入市场、能不能获得当地的消费者认可，这是很大的事情，其实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李扬以金融业为例说，中国银行业外商的占比从20年的3%，并没有说在这方面有限制，但是它自动的下降了，很重要的原因，外商到这儿来干不了事，不是说规则不允许，这样一个营商环境让外商没有办法适应。现在都说金融对外开放，如果说人民币不可兑换，如果说我们对资本项目施行比较严格的管制，外商来了也没什么用，下一步让他真正的进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