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经济学家获2015年诺贝尔奖 反对富国直接援助贫国
互联网 2015/10/13 责任编辑:zengyan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AngusDeaton1945年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他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并在剑桥大学赢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Deaton曾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83年转到普林斯顿大学。目前，他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
据诺贝尔奖官网的最新消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于当地时间12日下午1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荣获该奖项。
据悉，安格斯·迪顿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而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迪顿认为政府无效是贫困主要原因。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里，迪顿称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迪顿在文章中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即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迪顿更赞成富国减少援助，或直接把资金给穷人。
他目前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盖洛普(G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此前，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7)。
他因为与JohnMuellbauer共同开发的近理想需求体系而为众人所知。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了解消费》，牛津大学Clarendon出版社；《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
他是1978年该协会首届弗里希奖的获得者、BBVA基金会经济、金融与管理知识前沿奖获得者。
据悉，诺贝尔奖项最初只包括化学奖、物理学奖、文学奖、医学奖与和平奖。随后在1968年，瑞典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了经济学奖，全称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该奖项于1969年首次颁奖。
该奖项在2014年的得主是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当时他获得了8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他以对市场力量与调控领域研究的贡献而获奖，并打破了多年来美国经济学家垄断经济学奖的现象。
在过去的一周，诺贝尔奖委员会已相继公布了医学奖、化学奖、物理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得主。
【独家采访】：本届经济学诺奖得主很接地气
搜狐财经专访北京大学巿场与网络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陈永伟，请他评点本届经济学诺奖得主的贡献。
陈永伟称，相比于很多热门候选人来说，Deaton是国内朋友比较不熟悉的。但是他在应用微观经济学，尤其是消费理论方面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他有一部经典教科书叫《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我一直认为是关于消费理论的最好教科书。另外，做家庭户分析，以及贫困，生活质量研究的人，应该都会用过他写的一个指导手册。这部书已经是相关领域的经典。
以前，微观经济学理论被认为是一个很理论性的东西，很少和实践结合。但是Deaton是把微观数据联系起来的。微观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模型，叫AIDS需求，就是他提出的。是几乎理想的需求模型。
相对其他大牌经济学家，Deaton的研究比较丰富和细碎，有很多关于消费，储蓄的研究，都是基于调研数据得到的。和纯而又纯的理论家相比，这些研究很接地气。最近，他的研究更多偏向于生活质量，贫困，健康等问题，更多属于微观发展经济学的领域，更多回归到了关注经济中的人。他的创新之处是把微观理论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联系起来，让理论和实证融为一体。他的获奖，也说明了现在学界对这一发展方向的肯定。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本力老师表示，安格斯·迪顿偏重于微观计量，对消费者行为研究有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将计量模型扩展到收入和储蓄的研究，尤其是衡量贫困、健康，并结合家庭数据调查，应该说是微观计量和福利经济学结合的结果。福利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规范经济学。在消除贫困方面，他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左派，注重公平，与他形成参考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阿马蒂亚·森。但是他能够用精深的方法和对家庭调查数据对缓解贫困问题做出实际的推动，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
搜狐财经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讲师江艇博士。
江艇认为，迪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他开启了对于人类需求行为研究的全新局面。他的著作和文章在经济学文献里引用率非常高。
江艇判断，迪顿获奖体现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大趋势，既理论和实际的相结合。迪顿在模型与微观数据对接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也是把总量行为和微观行为联系的典范。
【主要观点】：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
迪顿认为，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迪顿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外国援助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迪顿更赞成富国减少援助，或直接把资金给穷人。
【文章摘选】安格斯·迪顿：邦弱国穷
（——写于普林斯顿，2013年）
在苏格兰，我从小就认为警察是朋友，需要时可以求助。19岁时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我向一名正在时代广场疏导交通的纽约市警察询问最近的邮局怎么走，他爆出一连串粗口，令我愕然。此后我一直处于懵懂状态，把我老板的急件丢进了垃圾箱——我觉得它和邮筒长得一模一样。
欧洲人对他们的政府的看法大多比美国人更加积极，对后者来说，联邦、州和地方政客的失败和不得人心乃是家常便饭。但美国各级政府征收税收，然后反过来提供美国人的生活离不开的服务。
与许多富裕国家的公民一样，美国人认为法律和监督制度、公立学校、针对老年人的卫生和社会保障、道路、国防和外交、以及国家队研究（特别是医学方面）的重金投入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并非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尽如人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照章纳税，如果花钱的方式令一些人感到不爽，就会引起激烈的公共争论，而定期的选举也使人们得以改变轻重缓急。
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对有着高效政府的富裕国家居民来说是如此。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没有这么幸运。
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纽约警察只是有些不礼貌（至少还在忙于提供服务）；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
即使在印度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也频频出现旷工（并且不会受到惩罚）。私人医生给人们（认为自己）想要的--注射、打点滴和抗生素--但国家并不监管他们，许多从业者根本没有资质。
放眼发展中世界，儿童因为投胎到了错误的国家而死去——不是因为不可治愈的疑难杂症，而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就知道如何处理的常见儿童疾病。只要国家无法提供常规母婴医疗，这些儿童就会继续死去。
类似地，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
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不幸的是，目前富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国援助——富国对穷国的转移支付——值得称道，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外国援助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
此点特别明显的是政府直接收到援助并且援助流相对财政支出较大（通常相当于一大半）的国家（大部分是非洲国家）。这些政府不需要与公民达成契约，不需要议会，也不需要征税系统。如果说它们需要对谁负责，那就是赞助国；但即使这一点在实际中也不可行，因为赞助国受到本国公民的压力（他们帮助穷人的愿望无可指摘），穷国政府需要多少，它们就得拿出多少，甚至还会多拿出些。
绕过政府、直接把援助给穷人怎么样？显然，直接结果会好一点，特别是对政府间援助很少能到达穷人手中的国家来说。而只要极少的钱——富裕国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即可——就能让所有人都告别每天1美元的极端贫困线。
但这并不是解决办法。穷人需要政府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绕过政府短期可能改善现状，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穷国不可能永远指望健康服务来自外国。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那就是鼓励我们自身的政府不要再做让穷国更难战胜贫困的事情。减少援助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包括遏制军火贸易、改善富国贸易和补贴政策、提供与援助无关的技术顾问、开发不影响富人的疾病的更好的药物等。我们无法通过让已经很弱的政府变得更弱帮到穷人。
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是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大拯救：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
安格斯·迪顿
AngusDeaton1945年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他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并在剑桥大学赢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Deaton曾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83年转到普林斯顿大学。目前，他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
据诺贝尔奖官网的最新消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于当地时间12日下午1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荣获该奖项。
据悉，安格斯·迪顿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而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迪顿认为政府无效是贫困主要原因。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里，迪顿称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迪顿在文章中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即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迪顿更赞成富国减少援助，或直接把资金给穷人。
他目前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盖洛普(G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此前，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7)。
他因为与JohnMuellbauer共同开发的近理想需求体系而为众人所知。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了解消费》，牛津大学Clarendon出版社；《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
他是1978年该协会首届弗里希奖的获得者、BBVA基金会经济、金融与管理知识前沿奖获得者。
据悉，诺贝尔奖项最初只包括化学奖、物理学奖、文学奖、医学奖与和平奖。随后在1968年，瑞典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了经济学奖，全称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该奖项于1969年首次颁奖。
该奖项在2014年的得主是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当时他获得了8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他以对市场力量与调控领域研究的贡献而获奖，并打破了多年来美国经济学家垄断经济学奖的现象。
在过去的一周，诺贝尔奖委员会已相继公布了医学奖、化学奖、物理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得主。
【独家采访】：本届经济学诺奖得主很接地气
搜狐财经专访北京大学巿场与网络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陈永伟，请他评点本届经济学诺奖得主的贡献。
陈永伟称，相比于很多热门候选人来说，Deaton是国内朋友比较不熟悉的。但是他在应用微观经济学，尤其是消费理论方面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他有一部经典教科书叫《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我一直认为是关于消费理论的最好教科书。另外，做家庭户分析，以及贫困，生活质量研究的人，应该都会用过他写的一个指导手册。这部书已经是相关领域的经典。
以前，微观经济学理论被认为是一个很理论性的东西，很少和实践结合。但是Deaton是把微观数据联系起来的。微观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模型，叫AIDS需求，就是他提出的。是几乎理想的需求模型。
相对其他大牌经济学家，Deaton的研究比较丰富和细碎，有很多关于消费，储蓄的研究，都是基于调研数据得到的。和纯而又纯的理论家相比，这些研究很接地气。最近，他的研究更多偏向于生活质量，贫困，健康等问题，更多属于微观发展经济学的领域，更多回归到了关注经济中的人。他的创新之处是把微观理论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联系起来，让理论和实证融为一体。他的获奖，也说明了现在学界对这一发展方向的肯定。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本力老师表示，安格斯·迪顿偏重于微观计量，对消费者行为研究有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将计量模型扩展到收入和储蓄的研究，尤其是衡量贫困、健康，并结合家庭数据调查，应该说是微观计量和福利经济学结合的结果。福利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规范经济学。在消除贫困方面，他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左派，注重公平，与他形成参考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阿马蒂亚·森。但是他能够用精深的方法和对家庭调查数据对缓解贫困问题做出实际的推动，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
搜狐财经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讲师江艇博士。
江艇认为，迪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他开启了对于人类需求行为研究的全新局面。他的著作和文章在经济学文献里引用率非常高。
江艇判断，迪顿获奖体现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大趋势，既理论和实际的相结合。迪顿在模型与微观数据对接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也是把总量行为和微观行为联系的典范。
【主要观点】：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
迪顿认为，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迪顿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外国援助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迪顿更赞成富国减少援助，或直接把资金给穷人。
【文章摘选】安格斯·迪顿：邦弱国穷
（——写于普林斯顿，2013年）
在苏格兰，我从小就认为警察是朋友，需要时可以求助。19岁时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我向一名正在时代广场疏导交通的纽约市警察询问最近的邮局怎么走，他爆出一连串粗口，令我愕然。此后我一直处于懵懂状态，把我老板的急件丢进了垃圾箱——我觉得它和邮筒长得一模一样。
欧洲人对他们的政府的看法大多比美国人更加积极，对后者来说，联邦、州和地方政客的失败和不得人心乃是家常便饭。但美国各级政府征收税收，然后反过来提供美国人的生活离不开的服务。
与许多富裕国家的公民一样，美国人认为法律和监督制度、公立学校、针对老年人的卫生和社会保障、道路、国防和外交、以及国家队研究（特别是医学方面）的重金投入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并非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尽如人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照章纳税，如果花钱的方式令一些人感到不爽，就会引起激烈的公共争论，而定期的选举也使人们得以改变轻重缓急。
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对有着高效政府的富裕国家居民来说是如此。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没有这么幸运。
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纽约警察只是有些不礼貌（至少还在忙于提供服务）；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
即使在印度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也频频出现旷工（并且不会受到惩罚）。私人医生给人们（认为自己）想要的--注射、打点滴和抗生素--但国家并不监管他们，许多从业者根本没有资质。
放眼发展中世界，儿童因为投胎到了错误的国家而死去——不是因为不可治愈的疑难杂症，而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就知道如何处理的常见儿童疾病。只要国家无法提供常规母婴医疗，这些儿童就会继续死去。
类似地，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
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不幸的是，目前富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国援助——富国对穷国的转移支付——值得称道，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外国援助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
此点特别明显的是政府直接收到援助并且援助流相对财政支出较大（通常相当于一大半）的国家（大部分是非洲国家）。这些政府不需要与公民达成契约，不需要议会，也不需要征税系统。如果说它们需要对谁负责，那就是赞助国；但即使这一点在实际中也不可行，因为赞助国受到本国公民的压力（他们帮助穷人的愿望无可指摘），穷国政府需要多少，它们就得拿出多少，甚至还会多拿出些。
绕过政府、直接把援助给穷人怎么样？显然，直接结果会好一点，特别是对政府间援助很少能到达穷人手中的国家来说。而只要极少的钱——富裕国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即可——就能让所有人都告别每天1美元的极端贫困线。
但这并不是解决办法。穷人需要政府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绕过政府短期可能改善现状，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穷国不可能永远指望健康服务来自外国。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那就是鼓励我们自身的政府不要再做让穷国更难战胜贫困的事情。减少援助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包括遏制军火贸易、改善富国贸易和补贴政策、提供与援助无关的技术顾问、开发不影响富人的疾病的更好的药物等。我们无法通过让已经很弱的政府变得更弱帮到穷人。
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是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大拯救：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