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的下半场是在沿海还是中部？

中国对外开放的下半场是在沿海还是中部?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与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校长李剑阁为此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吵”起来了。

故事的起因源于这样一段话：“2013年，中央宣布上海自贸区正式成立，此后又相继批准成立了天津自贸区、广东自贸区、福建自贸区。2018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又宣布海南设立自贸区。这一系列自贸区和国家更大范围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江浙沪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两岸和平发展融合战略等等，构成了我国东南沿海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崭新格局。”

这段话是李剑阁在题为“从自贸区到自贸港：开放新高地”的分组会上阐述其对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定位理解时说的。

“一系列自贸区、自贸港的部署，构成我国东南沿海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崭新格局”，这句话乍一听没问题。在对外开放上，东南沿海一带要港口有港口、要资源有资源，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说一句“以东南沿海为主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不算错。

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地区，湖北可不甘心只做对外开放的副手。

“刚才李校长说，下半场是以东南为主的对外开放，我不完全同意。”赵海山一得到发言机会，就急急地反驳道，“在自贸区的‘1+3+7’布局中，‘7’大部分在内陆。在长江经济带中，湖北也是重要区域。可以说，我国对外开放的下半场并不是只靠沿海、只靠东南，而是在中部，这二者有本质的差别。”

对于赵海山的反驳，李剑阁起初不以为然。他向赵海山解释道：“江浙沪现在也是打破了省份的界限进行产业整合，继而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发展，这是一个龙头和龙身的关系。”李剑阁安慰赵海山：“湖北还在龙身当中，并没有被遗忘。”

这一解释和安慰并没有让赵海山释然，贸易到了内陆，就不能贸易了吗?开放到了内陆，就不能开放了吗?赵海山头一转，找到了他的论据——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施索仁。“上午我和马士基总裁交流得很好。以前马士基都是做集装箱海运的，如今我们有了中欧班列，他们从欧洲进入中国的渠道又多了一条铁路。这也是一个贸易的新模式，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好。”

赵海山继续力证说，在货物贸易的最初，大多是靠海运来进行的，这也是东南沿海一带的贸易优势之一。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开始逐渐依赖于互联网。“当国际服务贸易完全基于互联网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沿海和内陆之分了。因此，我们在开放的下半场要发挥更多地方的积极性，尤其是内陆中部地区。”

那么，中国对外开放的下半场究竟是在东南沿海还是中部地区呢?二人都有理有据，难分高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祁祥不得不出来打圆场：“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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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两年前，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胡和平在陕西自贸区揭牌仪式上，对这个“新生儿”寄予厚望。

作为新时期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载体，自贸区的作用不言而喻。陕西自贸区的正式挂牌，也意味着自贸区建设进入试点探索新航程，更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大举措。

随着包括陕西自贸区在内的第三批7个自贸区挂牌，“1+3+7”的自贸区梯度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两年时间里，陕西自贸区作为其中一块重要的“试验田”，无论是政策的破局，还是意识的创新，亦多有建树。

特别是“三个经济”的提出，作为全省产业转型的工作指导方向，与自贸区对“开放”与“要素”追求的高度契合，让陕西自贸区成果包括全省经济资源的盘活，均有明显作用。

底蕴与压力下的破局之路

自贸区的获批，是机遇，也是挑战。

此前，一位曾参与陕西自贸区申报的专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当前的政策机遇非常多，政策叠加的效应让陕西站在了风口。但不能盲目乐观，要扎实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

作为西北地区唯一获批自贸区的省份，陕西有其独特的优势。

陕西包括西安经过多年的经营，拥有着相对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旅游和文化产业方面也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西安都具有快速发展的潜力。这一切都为陕西完成自贸区下的战略定位奠定了有效的基础。

在顶层设计中，陕西自贸区所承担的使命亦是极为明晰——经过3年到5年改革探索，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营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建成投资贸易便利、高端产业聚集、金融服务完善、人文交流深入、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

陕西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通看来，陕西自贸区突出了向西开放的特点。陕西要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并且打造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这正是陕西自贸区的特色。各种政策红利的叠加，都为陕西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不过，西安乃至陕西，在西部也并非一枝独秀。以西安为例，在自贸区挂牌之前，就面临着来自重庆、成都和郑州等周边兄弟城市的“挑战”;而在自贸区序列里，陕西亦有着创新破局方面的压力。

差别化改革形成“全国经验”

《每日经济新闻》对于陕西自贸区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见证了两年时光里，陕西在诸多方面的破局。

胡和平的身份亦由之前的省长，到陕西省委书记。这位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对陕西自贸区这块试验田之前的期望，在两年期间的发展中，体现得更为具体与深入。

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在深化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开放创新，进一步提升利用外资水平，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和金融制度创新;在积极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构筑全方位立体化开放大通道，创新国际产能合作模式，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园区建设等方面，陕西在其间的成绩，多次获得国家层面的肯定与推广。

诸如，试点任务基本完成，差别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陕西自贸区两年间建立完善省级、片区、功能区三级工作台账和责任清单，实行全程项目化、目标化、动态化管理。

其中，165项试点任务基本完成，正在持续深化;聚焦特色试点任务，积极探索差别化改革，创新案例累计达到262个;向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上报创新案例累计达到69个;18项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

此外，“铁路运输方式舱单归并新模式”作为自贸试验区第四批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积极打造‘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的经验和“创新推进中欧班列发展，推动西向国际物流通道建设”的做法，由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全国自贸试验区借鉴学习。西咸新区国际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及大数据平台2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经验经国家11个部委批准，在全国复制推广。

同时，率先在自贸试验区实行的“线上税银模式”和杨凌示范区积极打造“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被国务院通报表扬。

“三个经济”构筑开放新高地

今年春节过后，胡和平调研西咸新区时再次强调，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三个经济”，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提高要素配置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益。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近两年提倡发展“三个经济”，作为全省产业转型工作的指导，与自贸区的内涵有着高度的契合。“三个经济”中所追求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立，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加强，人才发展平台的建设，无不是开放的最佳诠释。

“我觉得所有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为了开放。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有利于促进我们的‘三个经济’。”陕西省自贸办副主任翟北秦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自贸区，就是国际上最通用的标准开放一个集中区域，把西安和陕西做成一个全球的资源配置型的中心。各种资源要素多了，才能形成一个制高点。通过经济中心的相关匹配，辐射面就会很强，服务国家战略的性质也能体现出来。”

“一带一路”、自贸区等红利的集中释放，中欧班列“长安号”在其中的穿针引线，开放式发展已成为陕西在追求流动与活力下的新姿态。

从陕西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2019年陕西在发展“三个经济”上将继续发力，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加快建设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对于自贸区的阐述，也纳入了“三个经济”的发展统筹之内，“深入探索自贸区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