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零售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中国新零售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2021年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43亿元，同比增长3.9%;比2019年11月份增长9.0%，两年平均增速为4.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7266亿元，增长5.4%。扣除价格因素，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0.5%。从环比看，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22%。

2021年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9554亿元，同比增长13.7%，比2019年1—11月份增长8.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0339亿元，增长14.0%。

零售电商狭义指通过网络渠道进行商品交易活动，包括实物商品交易及虚拟商品交易。广义上来说零售电商是一种业态，包含平台、商家、品牌、用户、服务商等。按模式分，有C2C、B2C、C2M、B2B2C等;按品类分，有综合电商、垂直电商;按交易市场分，有进口跨境电商、出口跨境电商;新电商有会员制电商、直播电商、精品电商、小程序电商等。

零售电商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按照市值划分，阿里巴巴凭借万亿市值独占第一梯队，京东、拼多多和苏宁易购市值在千亿级别占领第二梯队，其余各零售电商市值都在百亿及以下，20余家零售电商企业市值不足百亿。

按照营收划分，阿里巴巴、京东、苏宁易购、唯品会营收都在千亿级别，坐在第一梯队，拼多多、国美零售和乐信营收百亿级别占领第二梯队，其余各零售电商营收都在百亿及以下，20余家零售电商企业营收不足百亿。零售行业主要企业：目前国内零售行业的主要企业有联华超市、华润万家、人人乐、大商股份、中百集团、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

目前，中国零售电商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非常高，竞争较为激烈。根据2020年中国零售电商上市公司业务营收数据，2020年中国零售电商上市公司业务营收前3的市场份额合计83.67%，营收前5的份额合计为92.51%，排名前5的份额合计为97.04%，市场集中度非常高。

根据中研研究院出版的《2022-2026年中国新零售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统计分析显示：

70年来，中国工业的国内外发展环境、管理体制以及发展水平，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1949—1978年);第二阶段是初步发展阶段(1979—1991年);第三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5年);第四阶段是自主创新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

1.起步阶段(1949—1978年)：通过全面学习初步具备“生产能力”

在这一阶段中国工业技术引进与创新经历了两个“高潮”。从1949年至1959年是第一个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的“高潮期”;从1972年至1978年是第二个“高潮期”。

(1)第一个“高潮期”：重工业先行，奠定工业基础。1949年，新中国的工业经济突出表现为“依附性”和“落后性”。1949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其中机器大工业产值仅占17%，基本工业产品生产能力非常低。在一定程度上，落后的工业生产水平就意味着落后的技术水平。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工业技术引进主要围绕发展重工业的思路展开。从技术来源来看，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例如“156项工程”。从技术引进方式来看，主要是以成套设备引进为主(陈慧琴，1997)。

这一阶段中国工业技术引进的突出特点是“产业移植”和“全面学习”。在这段时期，新中国迅速建立起一批原材料和重型装备制造业企业。通过大规模技术引进，中国工业企业的机械设备和钢材的自给率得到提高，技术能力得到较快积累，为新中国基本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第二个“高潮期”：轻重并举，仍以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为主。20世纪70年代，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从国内需求看，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加之国内石油生产的突破，使石油化工业发展有了可能(陈锦华，2005)。面对这样的现实条件，中国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比如，1972年确定了“四三方案”，计划用外汇约合43亿美元引进26个大型项目。

这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在技术水平上基本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技术变革的发展方向。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引进，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为企业培养了人才，锻炼了对外交流队伍。虽然在设备引进中也通过配套设计、“按单点菜”的方式引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设计能力，但整体上看，引进的重点还是主要放在了拥有现代设备的“生产能力”，而对“设计与设备制造能力”重视不够，没有系统地考虑如何有效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问题。

2.初步发展阶段(1979—1991年)：“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开始重视技术“消化吸收”

在这一阶段，经济体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特定阶段。同时，对外开放工作有序推进。

这一阶段我国工业技术引进活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技术引进方式更加灵活，以设备引进为主，但比重不断下降。二是技术引进管理权力下放，从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的模式逐步转变为向地方和企业放权的分级管理模式，逐步实现以法律法规的方式对技术引进进行管理。三是开始重视消化吸收问题，国务院在1985年强调“要转到以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和国产化为主的工作上来”。四是企业在技术引进活动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企业得以自发选择、分散引进先进技术。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技术引进工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大批国有企业在这一阶段进行了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我国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工业技术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实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技术能力飞跃”(陈慧琴，1997)。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增加了对外交流和学习，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在对引进技术的研究消化过程中提升了科研人员的水平。

3.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5年)：初步具备“研发设计”能力

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从而使中国工业技术引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中国加入WTO，国家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迅速发展，对中国工业技术引进带来了新的影响。同时，伴随着中国工业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通过“走出去”，不断寻求新的技术来源和合作方式，外商投资成为技术引进的一个重要渠道。

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已经不满足于产品生产能力的提升，积极进行各种形式的创新活动，创新投入和产出规模快速增加，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一次新的飞跃。大中型工业R&D支出规模迅速扩大，2005年，大中型工业R&D支出规模达到1250.3亿元，与1995年相比增长7.8倍，年均增速24.3%。从创新产出情况看，我国工矿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由1994年占比不足9%扩大至26.7%。

在这一阶段，中国工业积极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快对全球研发资源的整合，不断提升产品研发设计能力，持续进行技术创新能力积累，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逐步同国际接轨。例如，华为、海尔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研发网络;沈阳机床等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并购国外企业。

4.“自主创新”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研发设计”能力持续提升

党的十七大以来，“自主创新”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核心主题。在“自主创新”阶段，中国工业技术创新呈现三方面特点：一是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工业企业用于R&D活动的经费支出和投入强度在不断增加，2015年R&D经费支出首次超过了万亿规模，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0.77%进一步上升到2017年的1.06%。二是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2012-2017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全国R&D经费支出中平均占比超过70%。三是技术依存度总体下降，但核心技术突破的任务依然很重。

新中国70年，中国工业技术创新体系初步建立，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70年来，中国工业走过了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强调自主创新道路，逐步从初步具备生产能力向研发能力提升跃迁。尤其在自主创新阶段，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和“开放性”进一步得到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得到激发，促使中国工业的“本土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基本经验：四个坚持

纵观中国工业技术创新70年，中国工业的“本土创新能力”得到了持续提升，对中国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在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创新文化、创新主体、创新制度和创新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简而言之，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结为“四个坚持”。

1.坚持自主创新的创新文化价值导向

在国家层面上，我们强调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道路。2006年1月，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用1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创新文化的价值导向决定了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活动开展的方向。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树立自主创新的文化价值导向，培育本土技术创新能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通过创新提高工业活动的附加值，获得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自主创新在当前情景下，不是封闭起来搞创新，而是强调创新的“主动性”和“开放性”，强调形成持续的本土技术创新能力。就“主动性”而言，就是要具备主动的创新意识，积累并形成本土自主的持续技术创新能力。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不是仅仅引进设备获取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自主决定创新的方向，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积累，实现从产业移植、模仿向创新的跨越。就“开放性”而言，就是在“主动性”的前提下，开放整合全球一流创新资源，实现从追赶向超越的转变。回顾中国在高铁、大飞机等领域取得的进步，都是主动创新和开放整合全球一流创新资源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持续的本土化技术创新能力。

2.坚持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

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极大地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动力，最终提升了参与市场的竞争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唯一的经济主体，企业只是作为生产单位存在，缺乏使用新技术和进行产品开发的积极性和动力。在这一阶段工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主体就是科研院所，而科研院所的相关活动也是根据政府部署开展的，并不是直接面向企业需求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增强企业活力，围绕“放权让利”“两权分离”的改革持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参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虽然这一时期企业还不是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但在国家实施的“3000项”和“12条龙”计划中，都已经将技术消化吸收的主体确立为企业。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得到确立。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让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核心任务是解决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资不分、过度集权的问题。在一系列改革作用下，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研发产出占比都得到快速提升，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得到确立。2018年，各类企业经费支出15233.7亿元，企业、政府所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7.4%、13.7%和7.4%。此外，从研发的产出来看，工业企业在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量占比超过了50%。

3.坚持市场配置技术创新资源的导向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以计划方式配置资源，通过高度集中和垂直封闭的科技管理体制对技术创新资源进行配置。这种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缺乏对技术创新成果认证、保护和有偿转让等机制，技术创新的供方(科研院所)和需方(企业)处于割裂的状态，供方不了解需方需求是什么，需方不了解供方能够供给什么。此外，供需双方也缺乏公平的交易和激励机制，最终导致供方和需方都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出现吃“大锅饭”的现象，技术创新的效率和效果都比较低。因此，就需要以市场配置技术创新资源，提升技术创新的效率和效果。

坚定不移进行市场配置技术创新资源的制度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结合，推动科研机构转制，减少对科研人员的束缚。在市场导向的政策作用下，科研人员开始从科研机构向企业流动，企业研发支出迅速增长，技术交易活动更加活跃，技术转移收入在科研机构资金来源中占比超过20%(王天骄，2014)。1988年，国家火炬计划启动，进一步促进了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国家进一步加强市场配置技术创新资源导向，开始强制推进科研机构转制改革，驱动科技资源更多地流向创新能力强的科技企业，从而提升了企业内部创新能力，大幅降低了新技术转移和产品化的成本。创新资源的配置机制逐步由行政权力转向了价格机制，技术创新成果得以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得回报。

4.坚持在全球范围整合技术创新资源

通过“引进来”的方式，开放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以流量计直接利用外资金额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350亿美元。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出现了一个高潮，2002年中国实际吸引利用外资达到52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引资国。大量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汽车制造、家电、通讯设备、化工制药等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设立企业，并开始建立独立的研发机构。从技术水平看，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使用的技术普遍领先于国内同类企业的水平，有些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通过“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同国外技术资源整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OFDI)规模迅速上涨，2018年OFDI总额为1298.3亿美元。通过海外收购、建厂、设立研发中心等对外投资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工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容整合技术创新资源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华为、海尔、吉利汽车、长安汽车等一批企业，都通过国际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实现了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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