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病”指数越高
百道网 作者：孟冬 2016/6/1 责任编辑:LiuYangJing
去年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确定了城市的发展目标，其中之一就是提高城市的竞争力。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2016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历时大半年的研究，遵循了城市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和指示，试图理解和找到城市发展的规律，旨在为城市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2016年5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重大成果《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6：新引擎：多中心群网化城市体系》发布会”，共同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研究员牵头，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历时大半年时间联合完成的《2016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讲话，他认为这次城市竞争力报告的发布会，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有关城市竞争力的评估指标越来越向综合性的层面迈进，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城市竞争力是综合性指标，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命题。高培勇说，“如果把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义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话，那么这个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性指标，最终也要凝结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他认为这也是《城市竞争力报告》所折射出的重要方面。城市竞争力指标与时代的发展进程联系紧密，只有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发展现实。
发言中高培勇强调：不管是城市人口，还是外来人口，是户籍人口还是非户籍人口，只要生活在这个城市，只要在城市做出了每个公民应该有的税收贡献，那么他应当同其他居民一样享受无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比如教育、社保、住房诸如此类。他认为这是在当前的新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国家发展在改革方面所应当着力推进的一个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肯定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专家学者们十几年锲而不舍的原创，以及报告的权威性、公正性、实用性和指导性。
从2015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国内25家高端智库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11个专业化智库的主要成果，还推出了地方智库报告和智库丛书几大系列。在国内发布的同时，中社科也在与国外优秀出版机构合作。
赵剑英介绍，中社科社正在与国外的罗德里奇出版社谈合作，争取在国外推出连续出版物，扩大报告的国际影响力，把《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做成一个国际品牌，成为国际学术界观察中国城市研究乃至更宏观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王子豪认为城市报告的编纂走过了14个年度，其社会影响力日趋占领了重要地位，反映了中国城市建设的发展规律。他点评了报告的三个重要特点：首先，城市报告抓住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前所未有地将城市建设作为一个中央高度关注、社会迫切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报告仅仅围绕了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其次，从全球到中国，一个重大的趋势是城市大型化。通常城市的规模越大，享受的外部经济越多，城市的竞争力也会越强。那么如何趋利避害，如果让城市既要大型化，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又要避免过度聚集导致城市病？报告指出这需要设计一个新的城市体系，寻找新途径。
第三，城市报告提供了我国城市发展的理论支撑。我国的城镇化速度是历史罕见的，城市的高速发展也使得城市研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迫切性。城市建设绝不应当是单纯的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新的发展理念。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主编倪鹏飞介绍了这次竞争力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变——从原来的仅仅是进行城市竞争力的评价，发展为对一些重大的前瞻性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正在改变中国既有的空间格局。因此目前的城市体系要做重大调整，要规划新的城市体系。他同时指出，中国也在发生各个方面的重大分化，尤其是城市分化显得非常严重，他举例说，中心区不断繁荣，却在一百公里以外却仍旧贫困的现象。在进行了一次实证的统计后，他们发现整个国家的不同区域都有明显的分化。而要改变这个问题，就必须为城市体系进行重新的设计。
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较，除了规模上的等级以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是行政等级，尤其是行政背后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差异在加剧，所以又进一步导致了上面的分化。要化解这个矛盾，也需要有新的突破。另外，倪鹏飞还指出中国城市现在“城市病”很严重，城市规模不能太大，应该向小城镇去发展。因此，他们在报告中提出要限制大城市发展，到小城市里去。
接着《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课题组成员张洋子博士作专题报告解读，他从本次报告延续了往年城市竞争力报告的传统和做法讲起，从产出、过程、投入三个方面逐层递进进行研究向在场专家学者介绍。产出方面研究的是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综合增量竞争力和综合效率竞争力。过程方面包括宜居竞争力和宜商竞争力。投入方面研究的是可持续竞争力，其中又包括知识、和谐、生态、文化、全域、信息等六个方面。
而另一位课题组成员李超博士则从综合经济竞争力的情况、均值水平的排名介绍。他说道：中国的区域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六大区域，但区域内部的差异相对区域之间的差异明显较小。李超说，如今的大城市，“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包括逃离北上广、唱衰城市的声音也很多。但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城市今后可能还面临一个机会窗口期。这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潜在的机会窗口，就是演化经济学提到的两种机会窗口。第二是在科技革命的机会窗口期，包括新科技革命、互联网+。这对很多城市来说是弯道超车的机遇。第三是城乡制度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地方试点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都蕴含着改革的红利。城市的体系将迎来结构调整的绝佳契机。最后是城市政府的管理职能在日益规范化和科学化。李超说，正如上海世博会里提到的，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他也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抱有乐观的估计。
在三位汇报人汇报结束后，会议进入专家发言阶段。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牛文元认为此次竞争力报告选题非常准确。他从三方面评价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首先，对于一个处于中高速增长的国家，只能靠城市的发展来发展。中国近代城市发展110年来，以南通作为首个近代城市，到现在已经达到660个左右。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带有工业化时代的先进元素，但也有弊病，最大的弊病是城市体系不完备。
他认为，要想解决城市的竞争力，三个动力元素必须考虑，创新的动力，包括改革、观念、制度、科技、管理，这些创新本身共同集聚动力。第二是质量，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必须要讲究质量。第三个元素是公平，城市的发展是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而且城乡之间要平等，要统筹，要一体化，没有质量绝对不行。最后，他强调，城市不仅是作为一个推动国家发展、推动GDP健康增长的一个基本工具和平台，也是供给侧本身的源头。
南开大学教授郝寿义评价《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更具综合性，体现了五个理念，过去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比较多，这次不仅有综合经济的竞争力，而且把宜居、宜商的城市竞争力，特别是可持续的竞争力，短期的竞争力和长期的竞争力，都结合起来，这对国家很有意义。郝寿义说在过去三十多年，对一个地方城市竞争的评价，绩效的评价，只有一个指标——GDP。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提出来，现在不唯GDP，那如何评价地方的政绩就成了很突出的问题，对实际工作来说也是。因此，他认为倪鹏飞及其团队的这次竞争力报告，在城市竞争力的衡量上更加综合、更加全面，确实是很重要的突破。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国力分享了他的几个新想法：首先，这项报告体系重大，既切合了主题，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城市体系的框架体系，如三个目标架子、四项目标任务、五大战略路径，特别是一网五带三十群城市体系，三十百千万城镇体系，四尺度、多中心和多功能的城市网络体系等等，因此，他指出体系是今年报告的关键词、核心词。
其次，持续创新。他说自己从网上、各种途径关注过该问题，他认为团队坚持了14年，力图在原有研究框架上、研究设计上、指标选择上都做一些拓展，做一些补充，甚至做了一些创新和更新，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能够坚持、能够持续的创新，形成这样一个品牌，值得充分肯定。
最后就是“城市病”问题。高国力强调，中国的“城市病”也是有别于国外以前发生的“城市病”。国外的“城市病”可能是大城市，比较单一，中国的“城市病”出现了三个表现，一是“城市病”爆发的范围广，不光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有“城市病”，一批中等城市也出现了“城市病，像太原、石家庄都有不同程度的“城市病”。二是病太多，呈摊大饼式的在蔓延，三是中国“城市病”和“乡村病”并存。
城市规模越大，综合竞争力的指数就越高，“城市病”的指数也就越高。从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我们城市的发展学术界就一直在争论，有强调要发展大城市，有强调要发展小城市，有些要发展中等城市。中国区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提出，等级与城市的网络并不矛盾，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本身就能够形成一种网络，处于顶级的城市是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底层的中小城市应该是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魏后凯认为，只有去功能化，通过功能的疏散来引导产业的疏散，依靠产业的疏散来促进城市人口的分散，才能够治理大城市病，同时也给中小城市留出一些发展的空间，留出一些发展的机会。只有这样，城市体系里面就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产业分工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大项目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智库出版中心主任王茵主持会议，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金成武、《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审王丽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相关工作人员。
2016年5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重大成果《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6：新引擎：多中心群网化城市体系》发布会”，共同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研究员牵头，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历时大半年时间联合完成的《2016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讲话，他认为这次城市竞争力报告的发布会，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有关城市竞争力的评估指标越来越向综合性的层面迈进，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城市竞争力是综合性指标，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命题。高培勇说，“如果把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义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话，那么这个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性指标，最终也要凝结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他认为这也是《城市竞争力报告》所折射出的重要方面。城市竞争力指标与时代的发展进程联系紧密，只有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发展现实。
发言中高培勇强调：不管是城市人口，还是外来人口，是户籍人口还是非户籍人口，只要生活在这个城市，只要在城市做出了每个公民应该有的税收贡献，那么他应当同其他居民一样享受无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比如教育、社保、住房诸如此类。他认为这是在当前的新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国家发展在改革方面所应当着力推进的一个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肯定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专家学者们十几年锲而不舍的原创，以及报告的权威性、公正性、实用性和指导性。
从2015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国内25家高端智库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11个专业化智库的主要成果，还推出了地方智库报告和智库丛书几大系列。在国内发布的同时，中社科也在与国外优秀出版机构合作。
赵剑英介绍，中社科社正在与国外的罗德里奇出版社谈合作，争取在国外推出连续出版物，扩大报告的国际影响力，把《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做成一个国际品牌，成为国际学术界观察中国城市研究乃至更宏观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王子豪认为城市报告的编纂走过了14个年度，其社会影响力日趋占领了重要地位，反映了中国城市建设的发展规律。他点评了报告的三个重要特点：首先，城市报告抓住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前所未有地将城市建设作为一个中央高度关注、社会迫切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报告仅仅围绕了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其次，从全球到中国，一个重大的趋势是城市大型化。通常城市的规模越大，享受的外部经济越多，城市的竞争力也会越强。那么如何趋利避害，如果让城市既要大型化，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又要避免过度聚集导致城市病？报告指出这需要设计一个新的城市体系，寻找新途径。
第三，城市报告提供了我国城市发展的理论支撑。我国的城镇化速度是历史罕见的，城市的高速发展也使得城市研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迫切性。城市建设绝不应当是单纯的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新的发展理念。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主编倪鹏飞介绍了这次竞争力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变——从原来的仅仅是进行城市竞争力的评价，发展为对一些重大的前瞻性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正在改变中国既有的空间格局。因此目前的城市体系要做重大调整，要规划新的城市体系。他同时指出，中国也在发生各个方面的重大分化，尤其是城市分化显得非常严重，他举例说，中心区不断繁荣，却在一百公里以外却仍旧贫困的现象。在进行了一次实证的统计后，他们发现整个国家的不同区域都有明显的分化。而要改变这个问题，就必须为城市体系进行重新的设计。
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较，除了规模上的等级以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是行政等级，尤其是行政背后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差异在加剧，所以又进一步导致了上面的分化。要化解这个矛盾，也需要有新的突破。另外，倪鹏飞还指出中国城市现在“城市病”很严重，城市规模不能太大，应该向小城镇去发展。因此，他们在报告中提出要限制大城市发展，到小城市里去。
接着《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课题组成员张洋子博士作专题报告解读，他从本次报告延续了往年城市竞争力报告的传统和做法讲起，从产出、过程、投入三个方面逐层递进进行研究向在场专家学者介绍。产出方面研究的是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综合增量竞争力和综合效率竞争力。过程方面包括宜居竞争力和宜商竞争力。投入方面研究的是可持续竞争力，其中又包括知识、和谐、生态、文化、全域、信息等六个方面。
而另一位课题组成员李超博士则从综合经济竞争力的情况、均值水平的排名介绍。他说道：中国的区域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六大区域，但区域内部的差异相对区域之间的差异明显较小。李超说，如今的大城市，“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包括逃离北上广、唱衰城市的声音也很多。但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城市今后可能还面临一个机会窗口期。这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潜在的机会窗口，就是演化经济学提到的两种机会窗口。第二是在科技革命的机会窗口期，包括新科技革命、互联网+。这对很多城市来说是弯道超车的机遇。第三是城乡制度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地方试点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都蕴含着改革的红利。城市的体系将迎来结构调整的绝佳契机。最后是城市政府的管理职能在日益规范化和科学化。李超说，正如上海世博会里提到的，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他也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抱有乐观的估计。
在三位汇报人汇报结束后，会议进入专家发言阶段。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牛文元认为此次竞争力报告选题非常准确。他从三方面评价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首先，对于一个处于中高速增长的国家，只能靠城市的发展来发展。中国近代城市发展110年来，以南通作为首个近代城市，到现在已经达到660个左右。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带有工业化时代的先进元素，但也有弊病，最大的弊病是城市体系不完备。
他认为，要想解决城市的竞争力，三个动力元素必须考虑，创新的动力，包括改革、观念、制度、科技、管理，这些创新本身共同集聚动力。第二是质量，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必须要讲究质量。第三个元素是公平，城市的发展是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而且城乡之间要平等，要统筹，要一体化，没有质量绝对不行。最后，他强调，城市不仅是作为一个推动国家发展、推动GDP健康增长的一个基本工具和平台，也是供给侧本身的源头。
南开大学教授郝寿义评价《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更具综合性，体现了五个理念，过去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比较多，这次不仅有综合经济的竞争力，而且把宜居、宜商的城市竞争力，特别是可持续的竞争力，短期的竞争力和长期的竞争力，都结合起来，这对国家很有意义。郝寿义说在过去三十多年，对一个地方城市竞争的评价，绩效的评价，只有一个指标——GDP。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提出来，现在不唯GDP，那如何评价地方的政绩就成了很突出的问题，对实际工作来说也是。因此，他认为倪鹏飞及其团队的这次竞争力报告，在城市竞争力的衡量上更加综合、更加全面，确实是很重要的突破。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国力分享了他的几个新想法：首先，这项报告体系重大，既切合了主题，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城市体系的框架体系，如三个目标架子、四项目标任务、五大战略路径，特别是一网五带三十群城市体系，三十百千万城镇体系，四尺度、多中心和多功能的城市网络体系等等，因此，他指出体系是今年报告的关键词、核心词。
其次，持续创新。他说自己从网上、各种途径关注过该问题，他认为团队坚持了14年，力图在原有研究框架上、研究设计上、指标选择上都做一些拓展，做一些补充，甚至做了一些创新和更新，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能够坚持、能够持续的创新，形成这样一个品牌，值得充分肯定。
最后就是“城市病”问题。高国力强调，中国的“城市病”也是有别于国外以前发生的“城市病”。国外的“城市病”可能是大城市，比较单一，中国的“城市病”出现了三个表现，一是“城市病”爆发的范围广，不光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有“城市病”，一批中等城市也出现了“城市病，像太原、石家庄都有不同程度的“城市病”。二是病太多，呈摊大饼式的在蔓延，三是中国“城市病”和“乡村病”并存。
城市规模越大，综合竞争力的指数就越高，“城市病”的指数也就越高。从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我们城市的发展学术界就一直在争论，有强调要发展大城市，有强调要发展小城市，有些要发展中等城市。中国区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提出，等级与城市的网络并不矛盾，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本身就能够形成一种网络，处于顶级的城市是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底层的中小城市应该是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魏后凯认为，只有去功能化，通过功能的疏散来引导产业的疏散，依靠产业的疏散来促进城市人口的分散，才能够治理大城市病，同时也给中小城市留出一些发展的空间，留出一些发展的机会。只有这样，城市体系里面就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产业分工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大项目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智库出版中心主任王茵主持会议，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金成武、《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审王丽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相关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