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必然带动相关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为企业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包括由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银行、证券、信托、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会计、审计、评估等中介服务业,由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等等。与此同时,总部经济还能极大的带动商务写字楼、住宅、商业、酒店等产业的发展。
总部经济的产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分工细化的趋势,在宏观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现代企业总部进行选址布局时,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关注城市环境,即城市的资源、产业聚集及相关配套服务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之下,西部各个省区乃至各个城市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作为经济带上的节点城市,各个城市之间的联合和协作将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及形成新的增长极,并在不断加强整体综合实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带城市在产业、项目、资源、人文等多领域的互联互通,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最具有发展活力、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战略支点城市。
总部经济又称首脑经济、舵手经济、龙头经济,是指某区域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企业集团总部入驻,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企业总部集群布局,生产加工基地通过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总部经济能够提升区域的产业水平,扩大本地区经济总量,提高区域经济竞争能力。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京、沪、粤为龙头的“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吸引地区总部的态势。
城市竞争是国家竞争的主力,城市建设尤其是创新城市建设离不开高端、优质企业资源的导入。而总部企业作为企业群体中的骨干,是创新基因和创新要素密集,同时又具有较强的经济控制力、品牌影响力、辐射带动力的经济单元。因此,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尤其是集聚世界500强、全球独角兽等跨国型总部企业,有利于加快提升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性大城市的国际品牌力、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经济控制力,加速集聚全球高端企业资源,构建适应全球化竞争和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培养能够适应国际市场规则和具有国际投资运营能力的全球型企业成为支援“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一环。总部经济具有跨区域配置和调动资源的特性,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性契机,加快培养有能力有潜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利用总部形式参与对外投资、并购和控股,同时保证企业研发、投资、战略等高附加值环节留在国内,既能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助力企业跳跃成长,又能借助发展中国家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实现资源的跨区域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化解产能过剩、提升创新能力、降低要素成本,助推企业组织变革和国际化进程。
据中研普华研究报告《2022-2026年中国企业总部管理行业发展全景调研与投资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分析
城市经济如果能够始终坚持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区域联动为追求,充分利用总部经济的发展机遇,结合本地实际定制规模化、集约化、网络化、智慧化、国际化的城市总部基地模式,与总部经济错位发展、融合发展,直至协同发展,必将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更多动力,扩展更多空间。
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正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种种迹象表明,大型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新概念,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确立了国企市场化改革方向。跨国公司为适应全球经济环境、国际分工体系变化,纷纷调整总部功能定位试图重构“价值创造型”总部的核心竞争优势。中国政府推进国企市场化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政策下,大型企业基于自身战略调整、组织管控模式变革考量,总部定位演进呈现总部的领导力、战略管理功能强化,总部的信息化建设功能集中,集约化程度加深,法人治理体系规范完善,总部的集团品牌建设能力提升四大趋势。
国际资本、民营资本借助股权多元化方式介入大型央企、国企,央企国企也通过产权多元化、公有产权之间相互交叉持股或兼并重组参与民企股份制改造。随着国资委“特许经营”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多种形式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革与并购重组空前活跃,大型央企、国企或各类民营资本在股权、产权多元化方式基础上实现了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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