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迎来重磅利好 职业教育培训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职业教育迎来重磅利好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鼓励职业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公共实训基地。

意见还提出，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办学格局更加优化，办学条件大幅改善，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实际上，2021年以来，“双减”政策背景下，职业教育领域的政策利好东风频频吹来。

今年5月14日，新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条例》提出，实施职业教育的公办学校可以吸引企业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这被业内视为政策支持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

2021年4月，教育部曾发文表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等。

而《意见》与此前出台的政策一脉相承，国家将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成为业内共识。

根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的《2021-2025年中国职业教育培训行业竞争分析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统计分析显示：

一、市场规模

图表：2018-2020年职业教育培训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中研普华研究院

我国职业培训工作取得了比较好的威绩，职是培训体系也已经初步建立，相关的改策措施也不断的得到完善，职业培训的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中国职业培训市场规模达2291.3亿元，同比增长12.37%，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职业培训市场规模有所下滑，2020年中国职业培训市场规模为2088亿元，同比减少8.87%。

二、产业关联度

2020年全国共有成人高中326所，比2019年减少7所。在校生5.20万人，毕业生3.95万人。成人高中教职工2361人，专任教师1769人。

2020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9896所，比2019年减少182所。招生644.66万人，比2019年增加44.30万人，增长7.38%，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2.38%。在校生1663.37万人，比2019年增加86.90万人，增长5.51%，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9.96%。毕业生484.87万人，比2019年减少8.60万人，下降1.74%。

2020年成人本专科招生363.76万人，比2019年增加61.55万人，增长20.37%;在校生777.29万人，比2019年增加108.73万人，增长16.26%;毕业生246.96万人，比2019年增加33.82万人，增长15.87%。

2020年网络本专科招生277.91万人，比2019年减少10.63万人，下降3.69%;在校生846.45万人，比2019年减少11.39万人，下降1.33%;毕业生272.25万人，比2019年增加39.94万人，增长17.19%。

2020年民办中等职业学校[22]1953所，比2019年减少32所，下降1.61%;招生101.46万人，比2019年增加11.46万人，增长12.74%;在校生249.40万人，比2019年增加25.04万人，增长11.16%。

2020年民办普通高校771所(含独立学院241所)，比2019年增加15所。普通本专科招生236.07万人，比2019年增加16.38万人，增长7.46%;在校生791.34万人，比2019年增加82.51万人，增长11.64%。硕士研究生招生1260人，在学2556人。

三、影响需求的关键因素

1.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规模、职业教育课程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特定时空范围的概念，要随着国家、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变化。这就使得理解这种变化成职业教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这一命题虽然很简单，却是以下七个命题的前提。

2.之所以会变化，是因为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和它们所存在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职业教育的模式、规模与课程必然也要发生变化。这些社会环境因素可粗略地划分为六大类：经济、文化、工作、教育、社会、政治。因此，从宏观上看，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的现实形态有它存在的客观性。

3.在这六类因素中，每一类都包括许多更为具体的因素。经济因素主要有：GDP增长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模式、市场的理性化程度、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劳动力市场模式、劳动力失业状况等;文化因素主要指一定社会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工作因素包括工作岗位的技术含量、工作组织形式等;教育因素主要有：教育哲学、教育体系的发展、职业教育自身的现实状况等。

4.这些因素对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的影响作用不是线性的，其中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例如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可能使得职业教育越来越必须，另一方面却可能出现技术排斥工人的现象，造成工人失业，使得许多人为了寻求就业的稳定而去追求高学历，从而阻碍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充。其最终作用到底如何，要取决于它与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5.因此，每一种因素都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而是要和其它因素发生交互作用，最后作为合力对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产生影响。

6.这些因素对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与学生和家长、企业、政府、学校的职业教育观发生相互作用，影响他们的职业教育观来实现的。现实的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是人们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有它存在的主观性。如果某种因素的影响没有被学生与家长、企业、政府或是学校所认识，那么它的影响只能是潜在的，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现实作用。

7.现实的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是学生与家长、企业、政府、学校多方面交互作用达成的一种平衡。学生与家长、企业、政府、学校在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选择中的作用是不均衡的;每一方作用的大小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也是不确定的。比如当前中国职业教育规模的下滑，以及综合高中的出现，在其中起了极为关键作用的便是学生与家长的升学愿望。这里不仅把政府看作为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

8.经济、文化、工作、教育、社会、政治这六大类因素在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选择中的作用也是不均衡的，某些因素由于其作用特别强大，有可能会掩盖其它因素的作用。比如当前中国职业教育规模的下滑，关键因素便不在教育外部，而是在教育内部，那就是高校扩招所带来的普高热。它的负向作用远远超过了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职业教育相应发展这一正向作用。

四、国内和国际市场

2019年9月6日至8日，由太和智库发起主办、每日经济新闻•每经智库战略合作的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原副部长刘利民在会上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43225名学生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占资助来华留学生的68.57%，并强调中国举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职教合作。

想要了解更多职业教育培训行业具体详情，可以点击查看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的《2021-2025年中国职业教育培训行业竞争分析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