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及趋势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及趋势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高水平稳定开局至关重要。首先，必须要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使经济运行尽快回归到正常轨道，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要着力做好短期综合宏观调控政策与优化疫情防控政策的有机配合，积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要继续针对三年疫情冲击中最薄弱的环节、损伤最严重的部分进行持续支持，有效治愈疫情影响“综合症”。其次，要充分估计和预防外部风险挑战的全面升级，做好战略应变对策。第三，对房地产行业出现的趋势性调整要保持耐心和战略定力，千万不能因短失长，失去难得的产业调整升级机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进一步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系统谋划和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着力解决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瓶颈和短板约束，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将全面恢复，疫情终结和经济运行完全常态化可期

按之前的“冲击--恢复”模式以及疫情形势与防控政策的重大变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2023年我国经济发展必将重演2021年的强劲恢复走势，而且随着疫情向低危害性演化且有望不久将会终结，前三年形成的特殊“冲击--恢复”增长模式也会结束，回归完全正常化的增长模式。预计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将超过6%，甚至可能达到7%-8%。

首先，消费的“大补偿”将来临，消费大幅反弹是2023年的大概率事件。就消费来讲，除基本消费品消费与非集聚性类消费外，其他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被连续三年大力度抑制，一旦经济活动正常化，不仅这些当期被深度抑制的消费需求会集中释放，而且因三年结存的购买力而可能出现加倍的补偿，如旅游次数的增加或时间的延长。在不少消费领域，存在一年补偿三年的可能。

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消费增长的潜力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7-8%(名义增速，实际增速为6%以上)，在疫情爆发后的两年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长4%，即有接近4个百分点的消费增长潜力被抑制，其中疫情常态化的影响占一半，即2%，另一半2%则是被分配结构与体制矛盾所压抑。2022年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9190亿元，同下降0.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次为负。疫情防控的优化及疫情将结束的预期，将使2023年消费出现报复性回升，按“冲击--恢复”模式，202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7%左右，再加上补偿性消费需求的释放，预计2023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左右。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超过60%，贡献4个百分点以上。

其次，基于基建政策性扩张的投资增长将适时适度放慢。2020年和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危机下的增长模式，即由于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和服务业都受到疫情爆发的巨大冲击，此时，如果不进行强有力的政策干预，经济发展将会陷入衰退。由此我们看到，投资对这两年经济增长的作用显着增强，似乎又回归到高增长时期的模式，实际不是，这并不表明投资将再次主导经济增长，只不过起着暂时的“托底”作用。投资作用的短期增强，一是超前发展基建，透支未来的投资，二是以扩大供求不平衡的矛盾为代价，缓解总量增长矛盾。一旦经济强劲恢复，这些投资将会加速退出，投资将更加聚焦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与补民生短板等关键领域。2021年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2020年我国GDP增长2.2%，其中投资的贡献率为81.5%，即拉动经济增长1.8个百分点，而消费的贡献率为-6.8%，下拉GDP0.2个百分点，至2021年经济全面恢复，消费的贡献率回到65.4%，投资的贡献率则降至13.7%。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来补偿主动力的衰减，不是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模式的回归。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投资的潜在增长率只有4%左右，按这一趋势，我们预计2023年投资增长3-4%，比2022年明显回落。

第三，出口增长将面临多年不见的外部压力。自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出口在全球经济中表现出明显的韧性，出口竞争力有较明显的提高。2020年和2021年，我国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价分别增长4.0%和21.2%，分别拉动GDP增长0.6个和1.7个百分点;2022年前11个月我国外贸出口总额为21.8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超出年初预期，估计2022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个百分点。展望2023年，我国出口增长将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全球经济因美联储超常加息而可能处于明显的经济增长收缩期，甚至会引发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陷入衰退或低迷，从而抑制我国出口扩张;二是随着全球疫情的即将结束，我国因疫情影响和治理而获得的短期“绝对优势”将逐步消失，代替它的将是一般的比较优势，之前面临的“前堵后追”压力会再一次抬头，出口调整在所难免;第三，美元过快升值后的调整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这对出口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2023年产业发展将是“补齐与升级并重”，有的大升，有的小升，有的继续调整。一是服务业将重拾升势。从产业发展来讲，服务业发展三年受困，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优化以及疫情有望终结的预期，将极大地促进服务业的复苏，出现明显的补偿性增长机遇，特别是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有望出现爆发性增长。二是制造业将继续回升，效益也会明显改善。制造业受到需求恢复与创新升级的双向驱动，会迎来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期，比重稳中有升是其一个突出特点。服务消费的大恢复、疫情最后爆发期安全保障的需要等，对汽车需求将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汽车产销量有望在2023年首次突破3000万辆，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同时，由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下行，规模以上企业的总体效益将会有较明显的改善。三是房地产将迎接一波自然反弹，但反弹空间有限。2021年以来的房地产大调整与疫情爆发没有什么关系，房地产调整源于自身过去20多年的过度发展，物极必反。当前我国房地产问题是严峻的，其严峻性不能仅从政策面的变化以及疫情的影响来分析，这些都是次要的因素，影响房地产发展趋势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的透支过度(居民、政府、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每个重要参与者都存在过度问题)和房价的长期高泡沫。房价长期虚高、行业负债率过度攀升以及金融风险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出现不可避免的趋势性调整，趋势性调整的主要标志是，风险释放加快可能酿成系统性风险(如2022年上半年曾出现的“断贷断供”潮)，同时，诸多以前较为奏效的刺激政策，即便加大力度也很难发挥作用，此时的房地产行业将迈入长期的调整过程，这是无法抗拒的产业生命周期规律。趋势变了，逆周期调节只能缓解下行压力，不能使趋势逆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判断2023年房地产只会有限反弹，而不可能再次重演往日繁荣的主要原因。四是平台经济将进入阶段性或周期性调整，面临重组与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平台经济在疫情发生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因其无接触、跨时空、交易成本低等优势，获得了大量的转移需求，一些平台业务如网上培训、网上交易、网上娱乐等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随着疫情的即将结束以及平台过度繁荣所暴露的问题而引起的政策规制及加快信用建设的推进，平台经济将进入到长期繁荣过程的第一个重要调整期，平台重组与升级在所难免，出现阶段性成长率下降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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