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4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执法督查局局长钟海涛表示，《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修订出台，标志着粮食流通现代化治理进入了法治治理新阶段，提高了违法违规成本。
钟海涛表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督促指导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好条例，加快实现粮食流通依法监管的根本转变。
钟海涛介绍，2020年以来，全国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查处违法违规问题342个，给予警告以上行政处罚319例;12325监管热线受理涉粮案件382件，查证属实的84件、部分属实的34件。
“新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创新实践，将进一步严格政策性粮食管理作为重点，特别是明确了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中的禁止性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提高了违法违规成本，处罚金额从原顶格2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或处涉案粮食货值金额的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钟海涛表示，通过查办涉粮案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持续释放“大国粮仓”强监管信号，确保政策性粮食管得住、管得好，确保国家政策落实到位，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下一步将从五个方面加强监管。一是严格依法治理。二是严格责任落实。三是严格政策执行。四是严格库存监管。五是严格追责问责。
据悉，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由于粮食生产存在波动，粮食消费结构不停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完美的供需平衡，必须借助进出口贸易来辅以调节，这促进了粮食贸易地位的显著上升。随着我国人口数量增加，粮食供求总量趋紧，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贸易总额、进口额呈现出较大的体量，出口额相对较小。2018年，我国粮食进口量11555万吨，其中，进口大豆8803万吨，占进口量的76%，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少，增产能力面临技术瓶颈，单产能力低于玉米等其他粮食作物，导致了国内大豆的供给能力止步不前，自给率仅为7.87%，消费主要依靠进口，对外依存度较高，这为保障粮食安全留下了隐患。
粮食贸易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进出口数量上，政治、经济、文化与粮食贸易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粮食是所有产业发展的根基，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操控粮食贸易来扰乱其他国家的粮食供需，从而影响到所有产业，甚至波及到其他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市场秩序。
粮食安全与粮食贸易密切相关，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不同的粮食贸易政策会直接影响粮食安全水平，而粮食安全水平的变化又推动了新贸易政策的革新。
粮食主要商品供求偏紧，不利天气、贸易保护等因素都有可能令市场产生不良预期，从而推高价格。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保持较快发展速度，这些国家的巨大需求已成为国际粮食需求增量的主要部分。
从历史上看，全球粮食的产量和需求量一直以来就处于紧平衡状态，而且大多数情况是产量略微小于需求量，这成为国际粮价上涨的基本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贸易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增加，粮食贸易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作用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安全和品质安全。在结构安全方面，主要表现是玉米、稻谷阶段性供过于求，大豆、高粱、大麦等供给不足;高端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在品质安全方面，我国部分粮食品种还不能完全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比如，稻谷、小麦有较大库存，但优质数量占有的比例较小。另外，我国粮食出口能力越来越薄弱，在国际贸易中难以赚取经济利益，这都不利于我国粮食产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在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离不开对粮食贸易的分析。一是贸易总量的变化对我国粮食供需平衡的影响。贸易净进口额的数值能否满足国内需求的缺口，直接影响到粮食安全的稳定。二是贸易结构的差异对我国供给的影响。我国贸易结构是否失衡，哪些品种的进口依赖程度超过警示线，这些都关系着国内粮食生产的布局。三是贸易政策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影响。科学的贸易政策既能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又可保护粮食市场的稳定，对我国粮食安全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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